客家民居在川西地域文化中的演变与发展

十七世纪以来,来自阂粤赣地区的客家移民在成都平原东部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形成了民居聚落群。作为外来文化的客家民居在新的地域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客家移民融入不同地域文化的过程。川西客家民居通过自身的演变与发展,与川西地域文化融为一体。为适应川西地域环境,川西客家民居在建筑材料、规模、形态上发生了改变;同时川西客家民居也保持着客家文化顽强的延承性,在住宅的构建技术、空间、对外关系上保辑着对原乡客家民居传统的承袭。     

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

无论从史实出发批评罗香林过分强调客家的中原汉人血统,还是从族群理论出发批判其“族群中心主义”,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罗香林研究客家时的社会情境和他对客家判定的标准。罗香林注意到了客家与畲民之间的血缘融合,从而发明和解释了“民系”理论,并从文化上来论证客家民系之优秀。罗香林对客家的界定,依据了客家人士的访谈,暗合了族群理论,也揭示了他那个时代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地域范围。1930年代前后,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存在着对客家人和客家地区的自我认同,民众对谁是客家人,哪个地方是客家地区,其实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和相对清晰的界限。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三省交界地区宋以来的历史进程,或许对思考客家学自产生以来一直挥之不去但又无法得到正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客家”,产生新的认识。     

“一带一路”来晋留学生教育“本地特色化”策略研究

因地域差异而导致的“一带一路”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我国留学生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千姿百态,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化”的留学生教育可以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差距。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从政府、高等院校、企业等几个角度出发,分析了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晋留学生教育的策略。     

深化客家音乐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客家”、“客家人”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地域现象。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汉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独特稳定的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文化)“客家音乐”是客家文化的一种载体,即被客家人共同认同和接受的精神成果在音乐方面的体现。这些来自中原汉族的客家先民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上下近千年间,清代中期才逐渐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及台湾等地定居下来。他们始终崇尚华夏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极为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习俗的完整保存,也正因为如此在闽粤赣客家地区目前仍有大量的原生民间音乐流传。然而,目前客家音乐的研究多数还是集中在对客家山歌研究的层面上,全面收集整理研究客家音乐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要深化客家音乐的研究及时收集挽救这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为学习、研究、创作、继承客家音乐提供理论根据。     

论客家与当地民族诸关系

客家系因战乱由中原南迁的汉族。据估计,人口达数千万,散布于南方诸省及世界各地,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历史上最早的聚居地。本文重点论述这支南迁的汉族——客家与当地民族的几个关系。一、“客”是与“主”相对而言,“客家”是因迁住少数民族地区而得名秦汉时期,赣闽粤都是百越民族分布区,当时福建的大部分及赣东为闽越国居住区;两广     

流动的祖先：韩江上游合姓祠堂与流域贸易

韩江流域上游存在着密集分布于贸易通道上、祭祀两个及以上不同姓氏祖先的合姓祠堂现象，揭示了明清时期当地人如何通过再造祖先来建立地缘和血缘共同体的文化实践逻辑。从居屋中的家神祖先到祠堂中的宗族祖先，“祖先”文化意义的流动体现了流域贸易、山地开发、国家进入三者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通过联结贸易网络的“流动的祖先”,可以理解明清时期这一地域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整体性社会转型，以及当地人在流域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消除族群文化区隔、以聚合上下游资源为动力的地方秩序建构。以祖先源流为文化资源的流域贸易与国家正统的联结，形塑了当地人源自中原汉人移民的“客家”自我文化认同，奠定了后来这一区域具有强烈国家文化认同的客家族群之基础。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教育资源获得——以Y市A、B两类小学为例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一直是困扰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这种不均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表现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学校之间。文章通过对Y市两类小学教师、家长、学生的访谈以及实物分析,描述了这两类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表面性与实质性的差异,并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深入分析了这两类小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     

河源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析与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分析遗产的地域、类型分布等特征;并实地调查了河源主要景区的客家文化利用现状,着重提出河源非遗资源的民俗节庆活动模式、舞台演艺开发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客家文化氛围营造四个方面开发遗产资源。当前,河源正着力打造“客家古邑”的城市形象,而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提升和传播该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客家茶亭文化刍论

茶亭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客家茶亭文化异常繁荣的原因在于受客家人的迁徙历程、客家地区的自然环境、客家人的精神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客家茶亭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茶文化、建筑文化、楹联文化、题壁文化、山歌文化、组织文化等方面.自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以降,客家茶亭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剧烈社会变动下客家文化走向探讨——川、港都市客家文化消融轨迹的对比考察

香港与四川客家均源出于客家大本营的闽粤赣地区,是客家民系扩散外迁的产物.二者在迁出时间上大体相当(清前期),只是在流向上略有不同.客家人进入四川后,随着自身人口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到了清中期,开始逐渐向城市发展.自那以后的150年间,四川社会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到来,这些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因受到巨大的冲击,逐渐消融于城市之中.客家人进入香港后,陆续建立起自己的村庄;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特别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市区的高速发展,这些客家村庄已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中.目前,四川客家,尤其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正沿着当年香港客家演变的轨迹飞速发展,客家文化和语言正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本文以成都近郊的沙河客家小区和香港新界客家村落作对比,考察两地客家人所迁居城市的背景、迁居后的环境适应,以及迁居后各自所发生的巨变;具体剖析川、港两地客家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地域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差异,及其对两地客家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剧烈社会变动下都市客家文化走向的命题,对客家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轨迹异同进行比较,以寻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保护客家文化传统的应对之策.     

汀州在客家民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古代福建汀州所在的汀江流域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它是福建客家聚居的主要区域和文化中心区域,在客家民系发展中起着人口聚落、繁衍和族群认同作用,也成为当今世界客家血缘寻根和文化寻根最重要的区域。客家只有在通过血缘与文化寻根达到客家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全球化背景下的客家文化重构。     

广州地区公众教育观念的心理学研究

文章对广州地区公众的教育观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广州地区公众的教育观念整体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对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给予积极关注,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心理倾向;教育实践者(教师)、教育社会支撑者(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当前教育观念的理想状态存在显著性差异;教育实践者(教师)与教育社会支撑者(家长)之间在教育观念及部分子观念(教育本质观、师生观、人才观)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教育程度、性别与地域的公众在教育观念上存在部分子观念的差异。     

库区移民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研究——以江西万安库区客家移民为例

万安县库区的客家移民在安置点被说赣方言的当地居民分隔成若干个方言孤岛。研究发现,移民掌握赣方言的语言技能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态势,移民对客家话的情感认同值高于赣方言,对客家话的地位评价与功能评价却低于赣方言,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地域和经济状况等变量因子会影响移民的语言态度。语言障碍与搬迁返贫使移民出现言语焦虑,他们渴望掌握赣方言,在家庭域、社交域和经济域有不同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少数家庭出现语言转用现象。     

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

客家方言及民系形成的时间、地点问题，是客家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本文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汉畲杂处等新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赣方言形成在先，客家方言是北宋中期在赣南形成，而客家民系则到南宋中期闽粤赣三角地区全部客家方言化后才告形成。     

客家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影响

客家文化对客家人格塑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客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客家人的人格特质;崇文重教和浓厚的家教氛围锻造了客家人的人格模型和范式;富有特色的人居环境对人格形成也有熏陶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化积淀是把＂双刃剑＂,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客家文化对人格影响的重要作用。     

湖南客家方言演变原因探析

湖南客家方言的演变有外因和内因两种。外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交通状况、政治因素、行政区划、经济状况、家族因素、教育水平、方言情感以及年龄、职业等个人因素 ;内因有语音与意义之间的矛盾 ,语言内部的各系统之间的矛盾 ,语言内部各系统的各子系统、各相关成分之间的矛盾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矛盾 ,客家话与“本地话”之间的矛盾 ,客家话与民族共同语之间的矛盾 ,以及语用价值的变化等等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从民间信仰看粤闽赣山区开发和客家族群发展

客家民间信仰不仅是客家人精神信仰层面的体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地区的开发历史以及后来的发展,是客家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展现.本文以田野调查和文献材料为基础,试对民间信仰与客家地区开发,以及客家族群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实现青海藏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青海省义务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但是,地域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因此,如何实现藏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成为我省今后义务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文章分析了当前我省藏区义务教育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并就实现藏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了具体设想。     

粤北山区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考——以梅州为例

地处粤北山区的梅州,山清水秀,生态优良,风情浓郁,客家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条件。应抓住泛殊三角区域合作和CEPA实施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生态”和“客家”特色,实施优先发展战略,精心打造“世界客都·中国梅州”旅游品牌,使旅游业成为梅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