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侵,约在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人为决河,“自泗入淮”。从此“河流不复”故道,不再“北流”入渤海。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其下段夺淮河入黄海的局面,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之前,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下游上段的河道,即自阳武(今河南原阳)以下至入淮的河道,在金代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可能是史料缺乏,至今未见专门论述这段河道的文章。为此,本文就金代黄河下游上段的河道变迁,作粗浅的阐述和考证。     

动员与效能:1946-1947年中共黄河复堤运动

1946-1947年中共两次短时期内动员数十万民众,修复黄河下游大堤,确保了黄河归故后的安全。这次治黄工程被称为复堤运动。中共将行政组织动员和政治思想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高效地完成了人力动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民工完成了大量土工,但是堤工的质量差,效率低。中共高效率地进行人力动员,却没有实现施工的高效率。因此,复堤运动的效能低下。其客观原因是内战的影响、技术薄弱和物资匮乏;主观因素在于基层干部素养低,民工积极性不高。复堤运动反映了运动式治水方式的效用和内在限度。     

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社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

《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一书将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以较为宏阔的跨学科的视野透视和展现了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

黄河河患一直是困扰整个清代的头等大事,至嘉道时期更是河患频仍,史学界通常认为此一时期的河患是吏治腐败的缩影,此论固然.但就清代黄河、淮河、运河的整体形势而言,清代河患的加剧,与有清一代通运转漕的治河主导思想密切相关.服务于疏通运河的治黄思想,致使清代强迫黄河南行,而蓄清敌黄等治黄战略具有天然的致命弱点,所有这些人为因素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影响了黄河的治理效果.     

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处理察其对湖广地区地图绘制的影响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我国首次采用西方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实测后绘制的有地理坐标的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其数学要素和地理要素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对该图湖广地区进行分层数字化,可形成以该图完成年代为时间界面的、覆盖目前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和地名数据库,为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应用提供基础;可以考察清代一系列地图地理要素的流传过程,进而分析湖广地区的国家管控过程和地域发展历程,可望破解以往一些历史政区研究的学术难题。自清代中后期,湖广地区总图和湖北湖南省图基本都渊源于《皇舆全览图》,光绪年间湖北湖南两省新一轮地图测绘与舆图绘制也继承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技术及绘图方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吸收《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长处、参照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基础上绘制的湖北本省舆图。《皇舆全览图》对湖广地区方志地图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进测绘技术的运用基本上到清朝后期才体现到方志地图上。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变迁的时段特征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天命到康熙初年的起始阶段、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的发展阶段、乾隆、嘉庆年间的完善阶段、道光至宣统时期的衰落阶段。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修史机构呈现时段性的主要因素,也为制度变迁提供内在动力。     

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

张家口是清代前期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早在明朝隆庆年间,张家口就被政府定为与蒙古互市之地,可谓其商业发展之始。清康熙年间开始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中叶发展成为中俄贸易最重要的转运枢纽。随着埠际贸易的发展,从雍乾年间至清代中叶,张家口还产生和出现了一种以对工商业者开展存贷款为主的、专营汇兑业务的新的金融组织和机构,从而更加刺激了其商业与外贸的发展。清代前期张家口的崛起,是清代北疆贸易发展之必然,也是清政府特殊政策作用的结果,它奠定了近代张家口城市发展的基础     

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

消道光时期《新修香山县志》收录六幅与澳门有关的地图,在这六幅图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澳门史地资料,其中许多澳门地名为这些图首次出现.本文透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可更深一层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之内涵.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论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及其灾后的应对

明代徐州段运河黄运交汇,黄河水患在给徐州地方社会造成巨大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南北清运的安全畅通.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为此采取了修筑堤防、开挖新河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灾害发生后,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力求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兼顾徐州地方民生.     

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

本文通过对五朝《清会典》和相关敕书、关防印文的考察,认为"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最初为简称,分别在乾隆、雍正朝以《清会典》规范的形式而正式得名。此后,"江南江西总督"、"江宁巡抚"的原名仍在敕书或关防印文中使用,同一官缺而有两个正式官名,并延续到晚清。只有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将督抚等官员的官名变化一一理清,才能深入了解清代制度变迁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     

常州士风与嘉道词风--试论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的文化动因

常州派词学思想是清代词学乃至历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对后世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皆有深远影响。因此,深入探讨此派同学思想之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该派词学思想及其在词史上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常州派词人之心态 号称鼎盛的乾隆一朝,至后期已转向中衰。至道光前期,清王朝更如江河日下,前此百余年所积蓄之各种矛盾面临总的爆发：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烈,三分之一人口无以饱腹;水旱风蝗连年,河道屡决,灾祸频频;文武官员豪侈无度,吏治腐败;民间结社起事屡仆屡兴,白莲教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而随后的天理教竟一度攻入…     

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

黄河的决徙变迁,经常导致黄运交会的徐州段运河水量不足.为确保漕运畅通,明政府采取了引黄河水、东诸泉、沁河水,疏濬河道,修建闸坝、堤防等应对措施.到万历中期黄河两岸全面筑堤以后,黄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运道,乏水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好景不长,此后水流愈加湍急险恶,河堤决徙频繁,不得不改道泇河,避黄行运.泇河的开凿由引黄河水改为引沂、沭河水,避开了徐州段运河乏水问题的困扰,但是也给徐州城市发展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清代乾嘉时期朱濆(氵贲)海上起事考辩

朱(氵贲)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东南海上起事帮派首领,与同时起事的著名帮派首领蔡牵时分时合,自有其本身领导渔民反抗沿海贪官污吏剥削暴政的历史作用.但史书对其有关记载比较简略,且史料零散.至于其活动海域地名,古今称谓不同,亦须对图查证.本文参考有关文献和地图,力求系统而准确地说明其海上斗争的经过.     

图像的“华夷之辨”:清代百苗图与苗疆历史的视觉表述

作为一类重要的民族图谱,清代百苗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中国西南边疆“苗蛮”的形貌、文化与生活,在一帧图幅内,搭建起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的桥梁.百苗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清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百苗图这一图类是清帝国边疆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译”.对百苗图作出基于叙事学和符号学的文本分析,能够得以一窥清代国家对于边疆“异己”的再现策略,并解读图像文本中蕴藏的文化符码和象征意涵.     

清代中期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

清代中期即乾隆至道光年间,信江流域的市镇有了显著的发展.工商业人口大量涌入、商业会馆频繁兴修、商运干道大规模扩建、政府派驻机构添设并升级,而且,在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基础上,不少市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既是该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促进区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