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赋》旧注发微

本文考察了隋唐时期《哀江南赋》魏澹、崔令钦、王道珪注的产生时间、注家身份,分析了某些佚文内容,并论及宋元时期文人读该赋的笺注方式。通过对旧注的研究,认为《哀江南赋》至唐中期已为多数文人所接受,并联系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再论《哀江南赋》的作年

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学者们莫衷一是。笔者通过释证＂《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以及＂天道周星＂等赋文,补证此赋作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12月,系庾信晚年作品,这对进一步认识庾信晚年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为《哀江南赋》中“胡书”一词进一解

庾信的哀江南赋,首先历叙祖功世德,其中有“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一联。清人吴兆宜解为:“新野河南庙碣,必庚氏先世事,今无考。”“胡书,科斗书。”稍后的倪璠同意此说,并具体推测说碑碣是庚氏先祖居河南鄢陵时事,即东汉末年庾氏迁居新野以前的事。近人瞿蜕园指出另有一解:“胡书,一说胡昭所写。”胡昭,《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中写了他。他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死于魏齐王芳嘉平二年(250)。如真是他写的,则应为三国时事。然而,查一下原赋,庾信分明是写的“逮永嘉之艰虞,始播迁于吾祖”之后的事,     

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士族特色

《哀江南赋》具有明显的士族特色。其士族特色主要表现在:该赋继承了士族文学述家风陈世德的特征,极力炫耀自己的贵族华望出身;赋中表现出庾信性格中高自期许、自命不凡的特征;赋中为我们再现了萧梁由盛而衰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汉魏六朝以悲为美

<正>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论及汉魏六朝音乐以悲为上。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自东汉末年以来(本文所说汉魏六朝中的汉,系指东汉末年),由于时代环境的感染,产生了以悲哀怨愤为审美表现内容的文艺思潮,涌现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规范,古典悲剧美学(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而不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开始臻于成熟。因此,研究中国固有的悲剧美学,汉魏六朝以悲为美是一个重要的课题。1.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著名作家庾信在其《哀江南赋》中曾沉痛地说:“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     

“七哀”新臆

六臣注《文选》曹植《七哀》诗题下吕向注:“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李善注意到王粲的《七哀》诗当排在曹植作品之前,吕向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在解题时必然尤其注重王粲之作。我认为,吕向的解说很可能由概括王粲《七哀》(西京乱无象)而得。他据开头两句,说诗人痛国家不幸、愤贼臣为患;据三、四两句,说诗人感于乱离、怨离京华而走远郡;据“出门无所见”至“何能两相完”一段,说诗人因耳目闻见而哀;最后六句被视为“口叹”、“鼻酸”之     

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可简称《增韵》,毛晃、毛居正撰.《宋史》无毛氏父子传.毛氏浙江江山人.《同治江山县志》卷九有毛晃传略:毛晃,字明叔,沙堤人.绍兴间免解,任主簿.尝闭门著书,留心字学,增注《礼部监韵》,砚为之穿,学者称铁砚先生.其子居正,举进士,校《监韵》,俱有功字学.明修字韵,宋濂等上言,注释音切一依毛晃所定,遂取其书名《洪武正韵》.据今浙江省江山市文史馆毛永国先生考证,沙堤,现属华峰乡沙村.毛晃大约生于宣和五年(公元1123).绍兴21年(公元1151)进士,第二年即开始撰写《增韵》.十年后,即绍兴32年(公元1162)书成,作《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以下简称《表》).《增韵》呈上后,若石沉大海.晚年居家,在沙堤创办“高斋书院”.他的书稿曾在朋友间流传.其子毛居正为之校正并重增.到宁宗嘉定16年(公元1223),才刊印问世.魏了翁为之作跋云:“三衢毛氏《增韵》,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义夫应司成校正经籍之聘,始克锓梓于胄庠.然人情异响,趋简厌烦,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韵》也.”毛晃另有《禹贡指南》一书.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关于《文心雕龙》“哀”体的几个问题

《文心雕龙.哀吊》及《祝盟》论述了以“哀”名体的两类作品:哀辞和哀策。刘勰不把哀策作为“哀”体文的重点,与《文心》全书都更重视晋以前作品的总体倾向一致,同时在简短的论述中,刘勰也注意到了哀策在体制上实与诔相同;对于哀辞,刘勰基本上认为它是施于幼童的一种文体,这一认识是当时创作实际情况的反映;对于“哀”体的认识,稍后的《文选》和《文心》不尽相同。     

孔子并非复辟倒退

有些人认为孔子复辟倒退,大肆否定孔子.其实,这些人冤枉了孔子,因为孔子并非复辟倒退.这些人以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过“吾从周”为由,认为孔子复辟倒退.此种说法很错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根据郭老的推算,西周始于公元前1066年左右(见郭老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从西周算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止,中国封建制度才“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为公元前1066年左右至公元1840年,共计有2906年左右,接近3000年,可谓三千年左右矣.按照毛主席的上述说法,西周社会就已是封建社会了.由此可知;孔子说“吾从周”,表明孔子继承封建制度.这怎么见得孔子复辟倒退?     

简析《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

《水浒》问世,名震遐迩.明代著名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之四十一谓:“嘉隆间(公元1522—1572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足见《水浒》在明代中、晚期的影响之大,文坛名士拟之于《庄子民史记 》和《左传》,这种赞誉实在够高的了.于是,《水浒》遂拥有一大批续书.续书良莠不齐,而“狗尾续貂”者居多数.有三部续书很奇特,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两大方面,均逊于原著,但比“狗尾”这种滥竿充数之作则胜得多多了,值得论叙一番.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夏完淳“西行湘鄂”考辩

夏完淳丙戌年(公元1646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是否西行湘鄂,对于研究这位少年英雄、明末云间派著名爱国诗人关系甚巨,不可不辩。郭老于四十年代撰写的《夏完淳》一文,据《夏节愍全集》中《绝句口号》八首之一、二两诗及《大哀赋》中“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而蜀国无弦”之句,推断在丙戌年吴日生(吴易)失败后,“大约完淳在哪时候确实是到过湘鄂一带。那时候李自成的余部已经屯集在湖北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     

“欲往城南望城北”辨

《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刊登了杨乾坤同志的一篇《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下简称杨文)。文章就杜甫名作《哀江头》一诗结句的解释对傅庚生先生的《杜诗析疑》一书提出质疑。细读杨文,我们觉得不乏武断之处,遂不揣疏陋,借此谈点不同的意见。 “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历来解释不一。但大致总不过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望”通“向”,时杜甫百感交集,心烦意乱,遂迷足失道了。主此说的有陆游、郭知达、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杨伦、傅庚生先生等;另有的认为“望”是拿眼睛去望的意思,当时杜甫想要往城南去北望官军之灵武行在。作这种解释的有胡震     

《远游》“人生之长勤”释

检各家有关《楚辞·远游》的研究著作,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句的“勤”字,少有确诂。王逸《楚辞章句》于“哀”句下仅云:“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兴祖《补注》只曰:“此原忧世之词。”降至后世,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尽释“哀”句上下文,独“哀”句无释。而王夫之《楚辞通释》则以“斯既生人之大哀矣”释之。近人谭介甫《屆赋新编》号称賅博,于此竟告阙如。疏通“哀”句,关键在于弄清“勤”字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