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原因新探

甲午战争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中外矛盾冲突危机骤然加剧,山东地方社会义和团暗流汹涌,山东巡抚毓贤因无能而导致局势失控。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稳定山东局势而抵御外辱的强势巡抚。袁世凯的名门望族的出身、淮军行伍与小站练兵的资历、在朝鲜杀伐决断的才干、高度关注山东局势的眼光、荣禄等朝廷重臣的鼎力支持,使慈禧太后把袁世凯视为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不二人选。     

袁世凯与义和团

袁世凯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张之洞与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

在清末编练新军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大力推进各项军事改革,成为地方督抚西法练兵的楷模。张之洞由改造山西旧军到组建广胜军,逐渐由一介清流而历练为"知兵"大员。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在饷章制度、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积极效法西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规模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现代化的劲旅。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对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民国元年京津保兵变的原因

民国初年的京津保兵变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兵变是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中官兵矛盾的体现，此为兵变的远因。其次，兵变是辛亥革命时期南北对立的结果，此为兵变的近因。对于袁世凯而言，其在迁都问题上有更多的转圜余地，以兵变来抗拒南下反而太着痕迹。袁世凯虽不必承担发动兵变的全部责任，但其处理兵变采取的是放任手段，因而造成兵变的范围扩大，对此袁世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变兵处理不当埋下了更大的隐患。骄兵干政、恃武逞强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京津保兵变只不过是随后各种兵变的先声而已。     

论清末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埠

１９０４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奏请，经清政府批准，济南、周村和潍县同时由中国自行辟为商埠。由地方督抚奏请，中国自主开放铁路枢纽地区和内陆经济中心城市，在一省中同时开放包括省城在内三个城市为商埠，这是近代商埠沿革史上的创举，是山东地方当局为防止因德国所修胶济铁路通车后出现德国势力向内陆扩张、中国主权再失的重大举措，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山东主政者通盘筹划山东近代化事业，为推动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政策性调整。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周建林袁世凯是清末崛起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他所创建和控制的北洋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小站练兵起家,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而他名声显赫,并能左右朝政,则...     

如何在研究清末新军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兼评张华腾教授的《清末新军》

正甲午战争后,编练"新军"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但如何才能建成一支"新军"呢?"新军"的最早编练者之一胡燏棻称:"今欲创练新军,宜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1](卷21P1117))袁世凯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举荐(李、荣二人还是督办军务处大臣),全权负责"练洋队"一事,他认为:"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似必     

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惩首解从” ,这一政策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明的。在处理山东的民教交涉案件时 ,他坚持“持平办理” ,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的主流看 ,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 ,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而他的极力主战 ,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他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 ,而是有罪 ;不是爱国 ,而是误国。     

清末的巡防队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在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和各省区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中,除了依靠袁世凯督编的北洋新军外,还依靠了一支重新整编的反动军队——巡防队。巡防队的建立是清政府最后一次军事制度改革,是仿照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建立新式陆军的副产品。在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虽然对新军有所研究,但对巡防队却很少涉及。实际上,不论从巡防队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还是从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在中国普及方面的地位来讲,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山东义和团是由八卦教“武场”演变而来

<正> 义和团与八卦教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山东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年第六期)一文中,曾有论述,但问题没有展开,有进一步加以探索的必要。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八卦教的文、武组织是由乾隆年间王伦的清水教创建的。据戚学林:《纪妖寇王伦始末》中说:“(王)伦居阳谷县党家店,……以拳棒教授兖东诸邑,阴用白莲教诱人炼气,云练气可饥半月不死。……伦每出,辄弟子数十人从练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清官吏也说他是:“阳以教习拳棒为名,阴行其谋为不轨之实。”王伦的清水教分为文、武两部分是清楚的。“文”的以“炼气”为功,是秘密的;“武”的“教习拳棒”,对外是公开的。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论冯国璋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贡献

毋庸置疑,冯国璋曾经充当过清王朝和袁世凯政权的“功臣”,参加过屠杀义和团和镇压辛女革命及“二次革命”的罪恶活动,然而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斗争激流的波及下,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浪潮的推动下,他的思想也在逐渐地由维护帝制转变为拥护共和,其表现则为促使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平靖张勋复辟叛乱,其言行对我国近代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对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议论争不已,而对在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斗争中较段棋瑞更为有影响的冯国璋却无人问津。为了还其历史的原貌,撰此拙文,略陈己见。     

大刀会及其反洋教斗争

<正>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做为山东义和团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刀会,是最早投入反洋教斗争的群众性组织。大刀会的出现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考察大乃会的组织源流、性质及斗争情况,对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一定意义。一活动在鲁西南与江苏交界砀山一带的大刀会,是由曹县刘士端、单县的曹得礼创立的。刘士端、曹得礼领导的大刀会,原名是金钟罩。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中说:“臣查大刀会即钟罩邪教,由来巳久。”清御史蒋式芬也奏报说:“曹县境内……近有头目刘姓者倡演铁布衫及金钟罩体邪法。”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登州《山东时报》也     

西哲与汉儒的完美统一--严复性格与命运的再考察

严复对中国富强的追求,使得他反对中国传统中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使他理解了中国之所以落后英国之所以先进的宿命的命运,在于两国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所以,为了追求富强梦想,他反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即起码的“政治道德”。而他分析这些所谓的“儒者”反复的原因在于缺乏作人的宗旨,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官位。他为了自己的宗旨,决不与袁世凯合作,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他对袁世凯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为他的“训练新军”成就而自豪,又为他的复辟帝制的愚蠢行为而叹息。     

20世纪初的军事教育近代化及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洋务官员,开始了军事近代化的最先尝试,1867年左宗棠、沈葆祯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创办了一系列海军、陆军学堂。八国联军隆隆的炮声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慑,它痛定思痛,决心编练新军,为此正式废止武举制度,并在各省广设各种军事学堂。20世纪初的十年是普练新军、广设学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以袁世凯所创的军事学堂最为突出,1902年创办保定参谋学堂、保定武备学堂、保定测绘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1903年创办北洋(保定)速成武备学堂,1905年创办军械学堂、马…     

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亲历目击者普特南·威尔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通过他的作品来考察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不失为一种视角。另外 ,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意义有中肯的反省和较为持平的评价 ,对其失败原因也有深刻的体认。     

袁世凯与《辛丑条约》的签定

袁世凯对于义和团的态度,论述者颇多,但他与《辛丑条约》签订的关系,却罕见提及,本文试就此问题加以阐述,以展示袁世凯其人在整个义和团运动过程中的影响。 1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从谕令“宣战、围攻使馆之日起,就抱着战而后和的意向。曾参加御前会议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其《崇信传信录》中这样记述“宣战”时的情况:“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骄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定,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日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出版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日前已由岳麓书社出版。作者骆宝善20年来一直在收集整理《袁世凯全集》。他从收集到的袁世凯文献中,撷取了以前鲜为人知的袁氏函电文牍近百篇,根据文献的揭示,结合袁氏一生的作为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对其各个时期的一些最关重大的不同侧面做了评述     

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

在清末社会变革中,袁世凯曾先后提出了乙未条陈、丁酉说帖、辛丑奏议等三个方案。作为清政府社会变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重要实施者,他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司法改良,引领预备立宪;经济方面支持民间自由设立工厂,保护和奖励各种实业;军事方面编练新军;文化教育方面办新学,废科举;社会方面创设了巡警制。袁世凯之所以主张并实施变革,主要是出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朝廷的忠心,以及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和过人的胆识。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

<正>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因屡立战功,官至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大同镇总兵官,曾被明英宗赐予勋号“奉天翊卫宣力武臣”,武官散阶特进荣禄大夫,武官勋级柱国,封爵高阳伯。他是后来青海“西伯府李土司”的始祖,对青海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李文不仅在青海赫赫有名,明代在全国也是能数得上的人物。然而对于这一人物,我们过去研究得还很不够。熟悉青海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文祖籍青海、孰料他的籍贯却在陕西华阴,大家熟知李文的后裔是土族,却不了解李文原为汉族,后来才转化为土族。……。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李文有关的基本史实作些考察和探讨,请专家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