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白朗起义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11年至1914年的白朗起义,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它曾经横贯五省,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同时也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失败了,而起义军领导集团成员之间关系松散,各自为政,没有树立白朗权威性的领袖地位和统一领导,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就白朗起义领导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成为失败的重要原因诸问题,分别按起义初期,盛期和末期的阶段顺序作一初步探讨。     

如何理解白朗起义

辛亥革命之后的白朗起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在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下,白朗起义的性质也有一个由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化过程,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白朗起义未能走完“转化”的全程,但是“转化”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的。     

白朗起义军在甘肃的活动及其衰败原因

白朗起义是辛亥革命期间震惊中外的一次农民革命。它与辛亥革命同时打响,并在资产阶级“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还坚持斗争一年多的时间表现了农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顽强革命精神。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白朗起义的真相被埋没和误解。60年代以后,由于史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白朗起义的问题才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其性质和作用亦得到了应有的历史评价。但至今仍有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笔者注意到,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对白朗起义后期活动及其衰败原因的探讨尚嫌不足,而白朗起义由盛转衰的过程,恰恰是在甘肃的活动中发生的。为此不揣寡陋,对此问题试做初步探讨。     

社会失范与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发生在清末民初社会失范的大背景下,其动机源自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其性质则是对社会失范的反抗与矫正,因而与土匪有本质的区别。     

从剿饷的征用看明末国家机器运转的失灵

剿饷主要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加派的赋税，剿饷能否得到有效运用，既关系到农民起义能否被顺利镇压，又关系到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为了保证剿饷的有效运用，统治者对剿饷的征收、管理及运用，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收到实效。相反，剿饷加派本身的目的和性质，以及剿饷征用过程中出现的挪用、虚耗与贪污等弊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王朝各方面管理的混乱，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国家机器运转已渐趋失灵，王朝灭亡之势难以逆转。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著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①本人也曾就此著文，发表于《学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②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     

从袁世凯与严修的交谊看直隶教育近代化

袁世凯与严修对清末直隶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自小站练兵结识后,尤其是在教育改革上,志趣相投.袁世凯接受严修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他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及全国教育行政管理职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袁世凯与严修通力合作,在直隶兴建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袁世凯的妥协与南北议和

辛亥革命以南北议和取得成功而和平地步入共和之路.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妥协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缺乏以袁世凯为主角的研究现状是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因此,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妥协内容及其生成历史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护国战争与旧桂系的兴亡

爆发于1915年12月的护国战争,是一次以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战争,它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护国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张华腾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初议会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斗争。斗争结果是议会被解散，袁世凯专制独裁政权确立，辛亥革命最后失败。因此，揭示袁世凯与民初议会的斗争...     

吴棠与捻军

吴棠是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在他十八年的剿捻进程中,从桑梓剿“匪”名声大振起,坐镇清河,纵横山东,极权漕督,在清淮地区独当一面。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