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早期小说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对话性”是巴赫金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范畴比较广泛,既包括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也包括了人物与作、人物与读、人物与自我及作与读的对话关系。“对话性”体现在本的叙事结构、叙事体态等诸多方面。本试从对丁玲早期小说本中人物与人物,特别是人物与自我的关系的分析入手,揭示其笔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人物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人物表层的意识与深层的潜意识的差异与磨擦以及由此而体现在小说本叙事结构上的对话性特征。     

试论《红楼梦》中的诗学思想

诗化小说《红楼梦》写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诗歌,作者通过代人物所作诗与写人物论诗,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从人物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论诗表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作者诗学观念形成渊源三方面进行论述,可以揭示出人物诗与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物论诗体现出作者的诗学观念,进而找到作者诗学观念的理论渊源。     

论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亚》的人物小说创作风格

薇拉·凯瑟的经典之作<我的安东妮亚>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文学中人物小说的典范.该小说在人物刻画上的主要特色是大量使用人物并置对照手法,实现了人物与小说结构、主题的完美结合.本文主要以<我的安东妮亚>为例,结合谬尔有关人物小说的理论,从情节与人物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薇拉·凯瑟作品的人物小说特色,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物与小说结构、主题的关系,来解读凯瑟独特的人物并置对照技巧.     

戏剧情境论

戏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又是戏剧情节的基础。在戏剧创作中,只有把握住了情境,才能为人物多层次的性格、人物的动作、人物间的冲突创造前提条件,才能使演员更准确地理解人物,使观众更投入地体验人物,实现剧中人与现实中人的融合,情感与理念的融合。     

笔记体作品与城市史研究——以《汉口丛谈》的人物资料为例

《汉口丛谈》是清代学者范锴所著的一部有关武汉地方历史的笔记体作品,其中记载了100多位与武汉相关的人物的资料。这些人物包罗广泛,有社会上层的官员、学者、士人等,也有社会下层的乞丐、妓女等。人物资料的来源包括:辑录于其他文献资料,当时人的著作,人物的文学作品,当时人的口碑资料,这些人物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等。《汉口丛谈》记载了各阶层的人物,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有的人物比其他文献中的记载更为详尽,有的人物因其口碑资料、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的运用,增添了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显示出《汉口丛谈》作为笔记体作品在城市史研究中的独特的文献资料价值。     

言代——借代中的又一种形式

本文分析归纳了借代中以人物语言来代称人物的一种形式,名之为言代。言代的借体取自与人物有关的口语、书面语和准语言,其修辞效果除与一般借代相同者外,主要是风趣诙谐和通过人物语言来刻划表现其特征。     

施蛰存小说的对话性和复调

施蛰存小说以心理分析著名 ,但其小说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复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表现为人物与他者的暗辩、人物与自我的对话、小说结构的对位、人物的对立式组合等     

被社会环境造就与造就社会环境——论小说中人物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特殊形态

小说创作有三个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通常解释为：＂环境是人物展开交往和活动的具体场所。＂但在以著名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小说中,人物与环境出现了复杂的情形,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并不只是人物展开交往和活动的场所,还是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著名历史人物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斯巴达克思》和《上尉的女儿》就是如此。     

王蒙小说听觉书写与人物塑造

王蒙作为一个感官型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大量感官书写,其中听觉书写尤为显著。听觉元素在王蒙小说中的积极参与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聆察”王蒙笔下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王蒙通过对人物“语音独一性”的摹写表征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地域等个体标识。在声音的现代性叙写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识流淌也与听觉感知紧相连属,表现为人物的“心声”、联想的听觉化和与视觉结合的听觉印象。同时,人物内在的生命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声音景观同频共振,展现了在历史与时代浮沉中虽经历坎坷却仍充满坚定意志与希望的“王蒙式”艺术生命形象。     

论散文人物与小说人物的审美差异

散文人物与小说人物的审美差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主客观关系的差异散文人物与小说人物作为艺木形象,都是主客观的统一。客观的现实生活被散文家、小说家所反映、所认识、所评价在此基础上,他们展开丰富的想象,在想象中对来于生活的感情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创造、再进而把这种想象的结果表现为文字的形式,这就是散文人物与小说人物产生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散文人物与小说人物的基本差异,就在于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使上述过程得以贯穿、得以展开的内在依据。这个内在依据,决定了散文家     

论伍尔夫《公爵夫人与珠宝商》的艺术手法

通过对<公爵夫人与珠宝商>的文本分析,从意识流这一侧面揭示了小说创作的三个特点:一是以人物的回忆、印象、想象来展示人物的意识流动;二是以有限的时空、人物创造较为广阔的时空疆域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三是小说集中描写了主人公一个人的意识活动.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巧妙结合.     

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方法刍议

在小说文体诸要素之中,"人物"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小说"情节"的展开必须依托人物,复杂的情节则需要众多彼此关联的人物联合演绎才能向前推进;小说"语言"的体制和风格,也受制于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籍贯以及情感状态。此外,小说人物身上往往还凝结着作家的独特匠心及精神寄托,折射出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的丰富信息,甚至当小说人物被塑造出来之后,他们也随之产生了自己的独立生命。因此,无论对于作家还是读者来说,小说人物都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所系;人物研究也成为小说研究、尤其是文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它涉及小说人物的艺术设置、性格特征、模式类型、美学价值、文学功能、文体意义及文化意蕴等诸多层面,存在颇为宽广的学术空间。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研究的内容与意义,亦大体如此。不过,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编撰方式和文体特点,皆与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存在一定差异,故其人物及其研究也呈现出若干独特之处:譬如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题材,具有鲜明的辑采或改编前人文献的传统,故其小说人物的本事化、模式化及类型化的倾向较为突出;譬如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队伍包括文人士子、书坊编辑及说唱艺人等类,其文学水平、审美趣味和写作动机差别较大,故塑造人物的方法与效果亦不尽相...     

论春秋时期人物品评的天人二元模式

春秋时期,思想界处于天人关系由天到人转变的过渡状态,思想界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交错并存。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春秋时期的人物品评之风非常兴盛,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物品评的高峰。思想界的天人二元思维模式使得春秋时代的人物品评也具有典型的天人二元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为相术观人与实际考察相结合、品评人物与人物命运预测相结合等等。     

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

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作品——《爵士乐》中女性人物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指出莫里森在塑造人物时成功运用了独特的命名方式、碎片式叙述以及系列镜像人物的设置等多种艺术手段,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个性。     

《生活秀》角色话语的建构

本文主要从角色话语建构角度对池莉的中篇小说<生活秀>进行解读,着重分析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人物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角色话语建构,从话语技巧、文本架构向审芙层面延伸,从中品味小说语言所传达出的深层意蕴.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消解与“死亡”——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后现代小说家不仅在认知与价值层面上对"主体论"、对传统意义上的"人"作了否定与解构,与之相适应的,在艺术表现方面,同样也借助于人物的"不确定性"以及语言自身的力量对形象本身作了颠覆与否定.一句话,在后现代小说中,人物"也得死去".道理很简单既然"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么,以颂扬人物或以人物为主体的小说应该完全属于过去.     

康熙瓷器人物纹饰的具象形式语言研究

康熙瓷器人物纹饰的风格、特征等研究较多,而从形式语言的描述性、叙事性、线条语言性、简洁性、直接性五个角度研究人物本身形式,揭示出康熙人物纹饰具象形式的描述与叙事语言,以简化繁、以少胜多、突出主题、强化思想,线条语言的丰富情感突出了画面的简洁性,而直接性恰是人物纹饰的内核美所在.     

借勺水兴洪波——《水浒传》次要人物与故事情节的辩证关系

《水浒传》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一方面是情节和结构着眼、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次要人物,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他们对主要人物的故事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体现了人物与情节的辩证关系。     

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引起了新的讨论,从实用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来理解历史人物的作用,必然陷入错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历史的原则与阶级的原则,同时要依据三个重要标准,即要看历史人物是否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代表了当时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