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维度,是维持乡村稳定有序发展的基因密码和关键锁钥,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蕴涵体现在以韧性优化乡村风险治理预警机制、整合乡村风险治理资源、完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乡村风险治理面临的路径依赖、社会收缩和技术匮乏的韧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范式的应对思路,明晰主体形成韧性治理体系,评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形成差异化治理方案,培育韧性个体激活社会资本内生动能,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高位推动与基层响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以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为例

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究积分制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可以进一步归纳总结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优化路径。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表明,积分制在引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主要受到高位推动和基层响应的双重推力,从而使其顺利落地,并逐渐覆盖到乡村治理全过程,据此得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实现四大转变,即由单一转向多元、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命令转向引导、由共建转向共享,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是关键.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必须分析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体制机制,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三治融合"的管理模式.     

新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之困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目前凉山州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促进集体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一定进展。但从整体看来,凉山州乡村治理仍是区域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表现为：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乡村治理有效开展;彝族社会传统治理规则的现代性转化率较低;地理环境阻隔妨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角色及功能定位偏差;乡村治理工作考评优化机制不健全。凉山州乡村治理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治理现实经济基础和经费保障;挖掘彝族传统治理规则及治理资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探索多样化治理单元模式,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深化党建引领,找准基层党组织角色功能定位;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考评优化机制,以此实现凉山州乡村善治。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以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把德治融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项目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即激励惩罚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内化传承机制,及其仍存在缺乏长久性、参与力量薄弱、内在动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保障乡村德治运行机制持久有效的优化路径。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只有坚持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引入管理学中“绩效”的概念,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的定量绩效评价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