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之"无"的美学意蕴

王弼哲学的本体是"无"."无"对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意义在于,从思想上使人的觉醒成为可能,由此,又使文的觉醒成为可能.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意境具有超越性,即从"实"入"虚"、从"有"入"无"、从有限入无限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也是王弼之"无"所具有的,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体无"是王弼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无"之"体"对审美之"体"具有内在的影响.     

王弼之“无”起源的哲学基础

王弼之“无”,来源于对汉代有神论与自然思想的超越,对人格评判标准的启蒙,也是当时学术“名实”和“言意”之辨在王弼玄学思想上的必然体现,“无”更是对感性世界的直接抽象。厘清“无”之起源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把握“无”之基本含义和特征：“无”并非只有单一含义,也非纯粹知识性的形而上,而是以现实社会经验为根基,以人心涉求为导向,具有深层次社会性的价值观念。以之为背景,就会有利于选择适当的研究思路,纠正过去研究“无”的有所失,有所偏,为全面正确理解王弼哲学创造条件。     

王弼之“无”作为本体的具体含义新探

王弼将“无”描述和规定为不可名的、非物质性的、绝对的、单一的、超时空性的和无限的。“无”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完全是形而上的范畴，是万物的本体。但“无”仅仅是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条件，它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万物之所以“是”的根据。王弼以“无”为本，同时以“无”为用，“体用不二”是其本体的思维方式。     

道体、物体与心体——对魏王弼心体论思想的再认识

和《庄子》、《淮南子》等许多道家著作一样，王弼玄学也是把人与万物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看待的。人作为万物的一种，人的心体也是大道化生的结果，它与大道之间也是既相异又同一的。通过道、心差异性的比较，王弼肯定了人的仁义之知，也即良知的合法性。通过道、心同一性的比较，王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仁义之知的直觉性、自然性，也即不可预设、不可侵扰性。前人所以把王弼的玄学理论概括为“名教出于自然”，也即名教出于心体的自然而然，可谓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突出了"体"与"知"的关系.文章力图探索王弼在道与无、言意象、体与知等不同方面,对圣人问题的解决;探索王弼通过"圣人体无"思想,化解中国传统中形上与形下之矛盾问题的努力;并指出王弼对问题的解决及努力,给后来思想史的发展仍带来很多问题.     

王弼之"无"与僧肇之"空"的本体浅析

魏晋时期涌现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为玄学的开创与兴起,一为佛学的传入与流行.王弼建立了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僧肇则开创了中国化的般若学,建立了以"空"为本的般若学体系.本文主要从"无"和"空"作为本体意义的内涵上进行了分析比较,兼论其诠释方法以及两者对人生的关照.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王弼的"圣人体无"论

王弼的"圣人体无"就是和"无"建立感和应,让"无"内化于生命之中,并作为修正生命的准则.万物和谐共处而又蓬勃生长,都是"无"之用的外在显露,从万物的蓬勃生长中可以直接体悟到"无"的神妙.从"圣人体无"到"体冲和以通无",王弼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当时士人树立起精神信仰,这一信仰就是"道",是"自然",是"无",也就是和天地合德.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吴宇森电影“暴力美学”的反思

＂暴力美学＂电影已经日益成为世界电影长廊中蔚为大观的一类,而吴宇森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正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为人们呈现出了一部又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暴力美学电影。探寻其暴力美学电影的形成原因,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清晖流响 风格即人——吴均之“格调”论

以<与朱元思书>为代表,吴均与友人书札的山水小品,其清峻脱俗而又不失富丽精工的格调,绝立于"绮觳纷披,宫徵麋曼"的齐梁文坛.同时也营造一种清新恬淡的"无我之境".     

清晖流响 风格即人——吴均之“格调”论

以《与朱元思书》为代表,吴均与友人书札的山水小品,其清峻脱俗而又不失富丽精工的格调,绝立于"绮縠纷披,宫徵糜曼"的齐梁文坛。同时也营造一种清新恬淡的"无我之境"。     

从吴语与吴国青铜器铭文释"吴"

"吴"吴语读"ng","鱼"吴语亦读"ng",两者同音;国语"吴"读"wu","鱼"读"yu",发音迥异。吴国传世最早的青铜钟记载称"工",写作"■■",吴王阖闾、夫差剑称"工吾",写作"■■",吴国青铜镜又简称"吴",写作"■";"吾"早期金文写作"■","后省略为"■",《说文》释为第一人称,我释为捕鱼之"帆船",由此释"■"为"大舟"。史载吴国有"余皇大舟",实为"吴王大舟",是为吴国旗舰。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论沈璟传奇《埋剑记》对唐人小说《吴保安》的改编

沈璟的传奇《埋剑记》系根据《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吴保安》改编而成.作者通过“增”“衍”“删”“调”几种方法,使得戏曲无论是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还是主题思想的表达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从本质上说是与传奇生旦双线并进的体制和注重教化的审美功能密切相关的.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论《管子》的“务本饬末”的经济伦理思想

《管子》的经济发展伦理方式是“务本饬末”,意思是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常的经济发展,以提升国民实际生活质量,同时积聚国家经济实力。需要指出的是,《管子》的“务本饬末”论不是要普遍地反对工商业的发展,而仅仅是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泛滥。     

探入存在深渊的“孤独者”之歌——吴投文诗歌略论

吴投文近些年来的诗歌更加注重个体性的内在生命经验,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思辨性穿透。他以一个饱受存在困扰的现代诗人的直觉式感受、透悟以及想象,以其独到的思想方式和诗语表达方式,呈现出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处境的洞察和形而上追问,揭示出被忽视或被遮蔽的某些精神存在和人性暗疾,表露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和悲悯情怀,在自省与批判中塑造出一个忧郁“孤独者”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