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地方自治 ( Local self- government)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 ,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 ,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 ,范围遍及全国 ,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从现代化的角度 ,对晚清地方自治运动作一评析 ,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制度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志之引进中国 ,既与中国历史上“郡县论”和“封建论”的争论有关 ,又与近代西学东渐、列强环伺的形…     

中国乡镇自治必然性的理论辨析

30罗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为基层实行地方自治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平台.从现代社会法治化、民主化发展进程来看.不断扩大农村社区自治体的规模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实现乡镇自治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的生长点.     

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经历了痛苦的五大转变: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中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国体之争与政体之争、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列强干预叠加、搅和在一起,使得这一转型特别艰难与曲折,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历史发展机遇.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去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十大历史启示:如何处理好现代民族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决策系统与咨询参谋系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形式与改革内容、改革时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之间的批判与借鉴、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我国社区自治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生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结构变迁，中国城市的社区建设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自1991年以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社区建设活动，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工作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本文对这些年来我国社区自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今后社区自治建设的发展带来启示。     

在国家与地域之间:论陈炯明的国家建设思想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努力将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自治纳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中,认为联省自治是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在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保持"民主建设"的政治方案。相对于以党建国的路径,陈代表了国家建设的另一种声音。陈之思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承担起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最终被历史放弃。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     

近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现代中国城市中产生了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的萌芽形式.这些社会团体积极从事政治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自治,使中国城市的社会活动空间、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近现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与之相伴而生的市民社会仍然是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不可能成长为社会生活的自治力量.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是由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推进的,这必将使市民社会彰显其内在本质,成长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对法治湖南建设的启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地方自治的思想先驱,他始终高度重视地方自治,提出了＂以县为民权之单＂、＂践民权之真义＂、遵＂地方自治之次序＂等地方自治思想,并且还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制度、规范,不但对近代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及《湖南省宪法》的颁布有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当今湖南省在＂四化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倡导的法治湖南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出台固然包含着清朝政府消解革命的潜在用心,却也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愿望.由于20世纪初的苏州具备特殊的政治经济与人文条件,其地方自治活动领先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城市.诸如成立自治筹办处与城厢自治公所及自治议事会、创设街区市民公社、筹办地方民意代表选举等等,每一项活动在苏州都进展得如火如荼.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在活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清末的苏州地方自治从总体上说虽达不到当时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水平,它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旧社会的疤痕.但它毕竟在民权基本建设方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地方财政自主的宪政逻辑——辅助原则的分析进路

辅助原则不仅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位阶排序,而且是一种由下至上的组织原则。通过德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实践,辅助原则已经由宗教教义转化为宪政设计的基本准则,因为它与宪政的人权保障、分权制衡等理念保持一致。辅助原则为地方财政自主提供正当性基础。目前,依据辅助原则,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自主的具体制度包括,加强地方预算民主,完善地方税费制度及规范财政转移支付。     

宪政的基本内涵探析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良性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从本质上说,宪政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权力部门内部的平衡机制,是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机制。宪政是建立在宪政理念、宪政文化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原则。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与公民意识教育

不论是器物的现代化,还是制度的现代化,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是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的主体能力的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使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充分体现的主体形态是公民。公民意识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产生和形成的一种现代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依赖于教育。     

严复宪政思想演变的重新审视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严复是一个相当独特、甚至有点让人费解的人物。对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重新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透析每个阶段他为近代中国宪政制度建立所作的努力及主要宪政观念,可以对其宪政思想进行重新审视,肯定其贡献。     

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文化根基

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着坚实的文化根基,即人权理念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价值基础,民主宪政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社会基础,契约精神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思想基础。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在不断推进制度改革的同时,应当不断夯实其文化根基。     

论宪政之于政治文明——发生、语境与功能视角

民主的政治催生使近现代宪政得以发生。宪政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宪政与政治文明交相辉映:价值层面,宪政思想是政治理念文明的鲜活表象;规范层面,宪政体制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显赫精义;实践层面,宪政功能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牢靠藩篱。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宪政的实现,宪政的实现之日即是政治文明的彰显之时。在宪政与政治文明成为政治学、法学研究热点和社会关注焦点的现实条件下,思辨地考察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宪政维度,无疑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晚清自治时期上海街头的警民冲突

晚清自治时期,自治官绅从租界引进了不少西方近代城市管理措施,以加强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干预。但是,长期养成的旧习惯肯定非一日之功可以改变。于是,当租界当局、老城厢的自治士绅以警察强力推行新的行为规则时,国人仍以习惯行事,在租界街头就首先出现了居民与租界巡捕之间的暴力冲突;数十年后,曾经发生在租界街头的冲突又在老城厢重演,并成为当时老城厢居民生活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在近代上海,不管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租界街头的警民冲突,还是20世纪初在老城厢上演的街头闹剧,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前近代与近代城市生活的差异,说明中国城市居民要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改变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重新调适个人行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中,相对革命、立宪所导致的社会冲突而言,发生在人们生活领域中的冲突应该更能反映社会的变迁。     

中国政治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了现代制度组织体系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维度。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的探讨还很不够。政治价值体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依靠的是儒学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转型时期,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缺失已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必须要构建一套与现代制度相匹配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现代国家需要确立的制度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现代政治价值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     

“逆家长制”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历时性的社会学分析

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长制是乡土秩序得以维持的伦理基础,而近代以来的三种力量造成家长制的变迁和弱化:一是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家长制存在的文化根基;二是集体化时代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运动,以"解放"、"平等"等意识形态对乡土社会加以改造,促进了传统家长制的衰落;三是随着改革以来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和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农村年轻一代相对于其父辈在知识、信息、经验等方面的"现代性能力"和个人主义意识增强,使传统孝道和老人权威受到进一步冲击。矛盾的是,虽然当前家长制已经消解,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平等主义的代际关系。在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父辈对子代的养老依赖依然存在,而年轻一代发号施令的"家长形象"愈加明显。可将这种新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称为"逆家长制"。"逆家长制"有诸多表现,其困境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伴而生。     

宪政: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奋斗目标,显然正确解读政治文明是当务之急。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与宪政密切相关,现代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实行宪政,才有真正的政治文明。全面实行宪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