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九歌》为刘安及其门客所撰考

《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民国时期《九歌图》的流传与新创

晚清民初,中国画在"美术革命"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一些画家学者便主张从传统金石书画中寻找中国画的未来走向。屈子《九歌》题材历来备受画家青睐。民国时期,《九歌图》在刊载、传播与新创上呈现出多元开放的色彩:一批画家学者借古开今,以报刊、画册出版为阵营普及、传播历代《九歌图》名作;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画家杂糅中西,对《九歌图》进行再创作,为中国画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与艺术定位。历代《九歌图》在民国时期的刊载、传播与再创作,作为一典型个案,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画改良运动的缩影。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唐传奇《纂异记》的叙事观念

《纂异记》的叙事观念在唐代小说中是独特的,这体现在文本的叙事意图、世界图景和叙述精神三个方面《。纂异记》叙事观念表明它是唐代小说中真正有意识创作的小说之一,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试谈出土文献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史学大师王国维曾说 :“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①2 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 ,和出土文献的大发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世纪里 ,出土文献必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 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促进 ,大抵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 ,如敦煌变文、曲子词、阜阳汉简《诗经》、唐勒赋残篇、以及可视为先秦散文来研究的《战国纵横家书》等 ,它们的发现 ,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甚至改变着我们以往对文学史的认识。第二是由于一些相关文…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从屈原《九歌》看戏曲与仪式的关系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早期戏曲的梳理和研究,不难发现,戏曲的早期形态无不与仪式相关。屈原的《九歌》表现的就是楚地的祭祀仪式,其中的载歌载舞就是中国民间戏曲的萌芽。因此,研究楚国的巫傩文化特点与屈原《九歌》的构成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戏曲的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神弦歌》的文化阐释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神弦歌》,是江南地区的巫觋祭歌。它的产生,与其故楚地区巫鬼文化的传统有关,其音乐远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声”;《神弦歌》在祭祀地区性的杂鬼小神的过程中,表现出叹惜生命、向往爱情、钟情山水等世俗化的情感和愿望;《神弦歌》十八首,大多短小精练,且形式多样,语言清丽自然,音调婉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