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我国传统道德规范性基础和要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人性的根本标志,也是道德教育、品德养成和建成道德社会的保证.在当前提倡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耻感文化具有极强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它有助于化解当代道德教育困境;有助于化"他律"为"自律";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应该恢复耻感作为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的历史地位,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实施有效的耻感教育,抓好知耻环境建设,以巩固当代道德教育的文化学基础,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耻感文化:我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伦理支撑

本文谈到的耻感文化与法治的关系仍然隶属于德治和法治的问题,但是,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当今社会转型道德本身需要求证道德标准模糊的时代,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大量不违法却是真正为恶的无耻现象,从人心出发而不是从规范出发,以耻感的"不虑而感"的道德直觉去抵制或避免作恶,发挥其在人的存在论意义上"人若无耻不为人也"的底线道德的自我约束的关卡作用,意义重大.     

宋代词人“生命意识”的文化心理解读——以柳永、苏轼为例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闲愁"自来,一种是对生命的理性把握。在生命意识的认知上,"耻感文化"的心理标杆来自于他人和外部的评价机制,"罪感文化"则是个体生命对自己的内在约束。柳永和苏轼是这两种文化心理的代表,解读二者的异同,可以对宋代词人的生命意识有更全面的认识。     

论耻感与耻感教育

耻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源头,中国人的耻感源于群体意识和"面子至上"理念。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之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依然是明辨是非善恶、酿造良风美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     

论耻感的意识向度与人的存在方式

无论是在西方文化圈还是儒家文化圈,耻感都在个体、类和群体的生活中整体性地建构着“为我而存在的世界”.耻感所示之精神,是人(类)在多样化的生活视域中,以自身为对象建构的以个体意识、类意识和群体意识为主要向度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彰显了人在多样化的生活视域中的本体性存在方式:耻感所示之主体意识确证了人的本体性存在,耻感所示之“类意识”昭示了人的德性存在,群体耻观呵护了人的群体性存在.耻感意识最终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动力机制,并在不同时代统治阶级的丰富、发展和倡导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精神.     

先秦儒家耻感文化略论

“耻”是中国传统道德“八德”之一，被认为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儒家所重视。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逐渐将耻感文化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人际交往等为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并且积极发挥着知耻在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洁身励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耻感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特征，深刻地影响并融入了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     

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耻感文化"的奇作.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先有内容后有形式且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日本"耻感文化"泊于中国,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则与中国"耻"文化迥异.前者强调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要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后者则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强调"外辱"而知耻.     

德育应始于耻感的培养

中国人重视耻感,这是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耻感不仅具有他律性,也具有自律性.在他律的层面上,耻感是约束力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在自律层面上,耻感又是个体实现自我制裁的手段.耻感独具的内外兼修"本领"使得它成为道德内化的重要桥梁.德育实效性低下的困境,可以从培养耻感上找到突破口.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人文价值取向的迁移与整合--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许地山创作的人文导向

许地山成长于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交锋时期.由于时代因素和自身经历使然,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欧美近现代文化都在他身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由此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导致了其创作在人文导向上的复杂性.     

临川文化研究与发展趋势综论

临川文化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初期得到迅猛的发展,并出现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学术高潮.新世纪初随着<临川文化研究丛书>(共28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研究队伍以东华理工大学临川文化研究所的专业学术团体为主力军,以抚州市社联诸多群众性学术团体为基础力量.学术阵地主要是<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抚州师专学报>)和<抚州社会科学>等. 临川文化研究可拓展的领域为戏曲、近现代名人、科技、军事、旅游、百越文化和基础教育等方面,这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重评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调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观。该主张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但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最终只能以纯学理的财富留予后人以借鉴。     

博纳兼容：浙东文化的恢宏品格

浙东文化虽衍展于浙东地域,却并非是高纯度的本土文化,原因何在?文章从浙东文化的主体结构,浙东学人的知识结构与浙东学术的独特风格三个方面作了剖析,认为主要是在开放性的运作机制中形成的博纳兼容的恢宏品格驱使它多元并茂,五彩缤纷并不断走向辉煌的顶点。     

中国后现代文化症候分析

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西方后现代文化逐渐进入中国大陆,使处于前工业社会时期的中国大陆染上了后现代社会才具有的后现代色彩。电影艺术是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电影出现的平面化、零散化等特征,则隐喻了一场精神危机。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学习语言的过程 ,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 ,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应重视文化因素的讲授。在教学中 ,可以见缝插针 ,有机地进行目的语的文化渗透     

论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即“人化”。文化是主体即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主体实践创造性的外化。文化具有主体性、实践性、创造性、系统性、历史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从不同方面、角度彰显了文化的本质。主体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实践性是文化的基础,创造性是文化的动力,系统性是文化的表现方式,历史性是文化的表现风格。探讨文化基本特征有助于深化对文化本质的认识,从而自觉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文化史上的深刻变革

当代环境运动和环境伦理思想为调整被工业社会扭曲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引导与推动着传统伦理学主导观念和道德习俗的变革。环境伦理科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和升华。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上,考察和分析这种变革的现实社会根源和它的历史思想文化根源,研究东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特点及走向,推进东西方思想的整合,取长补短,超越“主客二分”思想,建构与发展现代环境伦理学,以切实推进当代伦理文化的变革,共同创造全球绿色文明新时代。     

跨文化交际中的异域文化发生层面

熟悉东西方文化差异 ,是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异域文化的历史发生层面、系统发生层面和现实发生层面来展示跨文化交际中不同层面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