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人格化与人格化的儒学

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必须从关怀人类未来前途的角度出发,以深刻的悲情大愿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回向天地社会,以话语的方式将古今圣贤一脉相承的生命体验呈现给人类.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由人来担负的,儒家的真精神也是透过人格力量才有所体现的.离开了屹立在历史文化之上的具体人格,我们将无从感到儒家活泼、生动、感人的真情神.人格化的儒家精神不仅具有感召力量,而且也能厘定文化的价值秩序.人格化的儒学和儒学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灵,在理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引起人们的共识性认同,从而在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儒家的生活智慧是将形而上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智慧,主要以礼乐的形式给日常生活世界带来贴近人生的秩序化价值和富有生命气息的本体意义.因此既有必要重视儒学广大高明精微的一面,关注由于超越的冲动而激发起来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行为,同时也有必要发扬儒学笃厚平实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间人的具体生存如何合理合情安顿的问题.     

人生体验与生命安顿——现代新儒家的美学精神

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基调,主要表现为中国美学家们从现实的生存体验和个体感性生命的视角去思考美学问题,这种立足现实生存的美学理论在人生体验、生活改造和生命安顿这几个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以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现代新儒家美学源于地理疏离、情感疏离和文化疏离;作为体验之学,审美是对人生意义普遍性的发现;作为生命安顿,审美是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超越;由"感"而"信"则彰显了儒学的超越向度。现代新儒家以审美来重塑中国人的生活品格和精神世界,体现了现代中国美学精神的价值旨趣。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基于心理事实 探究伦理道德－－试论梁漱溟研究伦理道德的方法

梁漱溟在促使儒学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 ,有众多举措。基于“直觉”这一所谓的心理事实来探究儒家伦理道德 ,为这众多举措中较有特色的一个。在梁漱溟看来 ,伦理、道德的本质就在于直觉。这种将伦理、道德心理化的作法 ,最终将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浅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推动高校大学生的道德磨砺,主要体现在儒家仁爱自律的伦理道德观对道德品格的涵养,道家、道教真朴寡欲的生命道德观对道德情感的陶冶,以及佛教利他向善的社会道德观对道德境界的提升。     

梁漱溟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述评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在考察人性问题时,虽然晚年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其理论依据主要是生命哲学。他主张人性本善,坚持人性善的一元论,倡导发展人性善的积极面,反对对人的外在裁制,指出只有生命灵通,人生才能向善;只有复兴礼乐,建设伦理本位的社会,才能抑恶扬善,使社会至善。其人性观是对传统性善说的继承和发展。由于联系社会现实人生实际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够,没有看到外在力量尤其是法律等制度对抑恶扬善的积极作用,其对抑恶扬善途径的探讨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生命伦理学与《中庸》的生命伦理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植根于其经典之中。《中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经典之一,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点睛之作,它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和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生发的诸多思想源流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现当代以及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生命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的显学,虽滥觞于现代,但因其对于生命的关切而与《中庸》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成人以及安身立命。《中庸》中饱含生命伦理精神的资源,本文即以此为基,探究《中庸》经典中基于中庸之道、中庸之德、中庸之境三个向度的生命伦理精神,以为应对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伦理难题提供中国式的价值基础与道德语言。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磨砺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推动高校大学生的道德磨砺,主要体现在儒家仁爱自律的伦理道德观对道德品格的涵养,道家、道教真朴寡欲的生命道德观对道德情感的陶冶,以及佛教利他向善的社会道德观对道德境界的提升。     

儒家德性伦理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

儒家德性伦理对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中国休闲伦理体系的构建和休闲文明建设的基点置于人的主体素质的升华、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人的自我伦理鉴别及抵御能力的提高上,其所提供的基本理念植根于人性的德性优化建构与人生审美境界提升上.儒家德性伦理不但为中国休闲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智慧及实践方略,而且在休闲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伦理规约和道德实践的功效,具体体现在激发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休闲品质以及引导道德自律和构建心灵和谐.     

梁漱溟“宇宙生命力”思想的源头及体知

梁漱溟通过与杜心五交往,能直接感知武学功夫纯熟、高深境界;通过长期习练太极拳、内家功夫,能体知内家拳、道家内养功之精髓。自逆反而顺自然,由主静达真动,恬淡虚无真气从,这些生命历程是梁漱溟“宇宙生命力”思想的源头活水,并且与梁漱溟重视儒家的“身在心中”之道体论、慎独之功夫论、健而静、寂而仁之境界论密切相关。梁漱溟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鲜活地诠释了传统的魅力,展现了儒家与道家、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儒家人文精神及现时代意义

儒家文化中,由于其慧命思想的支撑,到处充满着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特点是:尊生重生,高扬生命意识,主张以积极强烈的人生实践,省视生命的有限性,积极入世,追求生命的不休;强调利他、利社会的群体精神和价值取向,主张人应该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要求自觉祛除内心渣滓,追求理想人格。儒家人文精神中的这些积极方面,对于现代精神文化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对现代的精神安顿,培养人们对社会长远利益的责任心及道德、价值重建有着积极意义。      

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能否纳入当下的伦理体系?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诸如"恕道"精神、商业伦理、"中和"哲学等儒家伦理中的某些重要思想非但不与市场伦理相悖,而且恰恰是市场伦理所必需的.中国当代市场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儒家伦理这一民族特色,但不能以儒家伦理为其本位和核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诗意与生存——论陶渊明的诗化人生及其安顿方式

陶渊明被称为"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在于其身陷人生诸多困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超越的、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他是采用将生命诗化的方式消解了生活的苦痛,在心灵的超越中安顿了个体生命;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是其能够超越的根本原因,是其在人生极度困顿中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换

儒家伦理精神是对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制度合理性的道德注脚。重义轻利、重和息争、重德轻法、重群轻己、等级森严等儒家伦理精神,是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儒家伦理精神只有进行创造性转换,赋予时代内涵,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重义轻利转换为义利统一、重和息争转换为竞合精神、重德轻法转换为德法并重、重群轻己转换为群己兼顾、等级观念转换为自由平等。      

濒死与重生：论儒家生命伦理学价值基点之再造

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传统始于先秦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光辉是"人是目的"这一生命伦理原则的第一次集中展现。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社会治理的重心从秩序追求转向效用追求,人类伦理精神之光整体黯淡下去,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价值生态。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传统在近代遭遇的挫折是人类道德形态演进历史的"快放",从重视生命伦理到陷入生命价值虚无之中,"变"与"常"之间的张力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形态演进过程,在这一由"濒死"到"重生"的蜕变中,儒家生命伦理学开始重新寻求价值重建的基点。     

梁漱溟与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梁漱溟思想的分析,认为梁漱溟一生行谊俱在于求人生、中国两大问题之解决。为了实现其儒家美妙人生,他反对现代化,而为了求得中国民族独立、富强,他又希望中国现代化。由于这种对现代化的两难心境,使得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构思充满了一个又一个无法自解的矛盾,并最终决定了他的现代化道路的困厄命运。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现代化设想中也提出了不少超越式的反省,如把解除人们“精神迷失”作为现代化建设之前提,呼吁在实现现代化时要克服现代化对人生的负面影响;强调现代化与本国传统的内在联系性等。这些思想在当时乃至今天都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儒家道德养生思想

道德养生是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儒家养生思想的重要方面。儒家道德养生思想注重人的心理建设、精神保养和品德生成,具有精神特征;注重人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价值的实现,具有伦理特征;更加强调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特征。儒家道德养生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