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问题探究

在经济体制转型与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探讨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当前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进而对非政府组织如何有效介入农村社会救助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积极作用。     

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及当下走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担负着重要的救助责任。家庭救助的领域有:养老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和灾荒救助等。在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家庭救助惯习的成因有三:内在制度在伦理上强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共济功能;缺少外在制度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民间慈善组织是一种较强的选择性救助。当前,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价值观的变迁,致使家庭的救助作用在不断衰减。同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单靠家庭无力应对诸多风险。因此,国家、社会及个人均不可高估家庭的救助功能,反而应加强国家的社会救助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发挥积极的救助功能;国家可对家庭采取激励措施,以动员家庭积极参与对贫困家庭成员的救助。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东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证分析与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例,导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特征鲜明,且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计、救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救助立法整体定位与结构功能发挥。社会救助立法应着重结构功能定位,与慈善救助法分野互补,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责划分,科学且分层界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专项救助与临时救助整合为临时困难救助,规范居民收入、财产确认措施和救助程序,确保生存型社会救助立法与适用完善,使其充分发挥"最后一道社会安全保障网"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发展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作为政府救助的积极补充,以充分调动社会与民间的资源和力量,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的实践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有着很大的完善与提升空间。为此,需要建立社会救助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协作机制,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治理,并拓展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活动范围。     

城市困难家庭社会救助网络的分析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部分,对社会安全和稳定起到兜底作用。但是对于城市困难家庭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和社会救助网络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发挥社会救助体系作用的问题,从社会救助网络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多元救助的观点。     

前近代以来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和影响

前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以民养民”论的出现，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出现了新的发展形态。从民间办理的仓储事业，到民间建立的社会救助组织，再到地方宗族组织进行的各种具体社会救助事务，民间社会救助呈现出一种繁荣兴盛的局面。其中既有政府层面的积极提倡，又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更有富民阶层的主动参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调查与分析

近几年,中国针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的一些政策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凸显出中国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进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数依然庞大,组织、拐卖、诱骗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为了有效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和维护社会稳定,应采取诸如改变救助手段,加大财政支持;加快救助立法,消除法律盲区;转变救助思路,拓宽救助渠道;依法严惩涉及流浪乞讨人员的犯罪行为等多种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和救助工作。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论析

近代中国城市社区存在的庞大的贫民阶层迫使国家和社会开展救助活动。商人、士绅举办的救助活动成为民间福利事业的主体 ,基督教会举办的慈善救助和下层民众组织的互助亦是民间福利事业的重要形式 ,这些救助和互助活动致使在城市社区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国家举办的救助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地位。随着以公民权利和社会互助为组织基础和运作原则的现代型救助组织日益增加 ,互助型福利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社区福利事业的本质特征。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社会救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社会救助工作是否有效和完善,需要借以评估指标进行评价。将广泛应用于企业组织绩效管理的平衡计分卡法引入到社会救助中,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社会救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可以为评估社会救助的有效性提供可操作性的工具选择。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优化《社会救助法(草案)》: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风险社会来临,大规模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大量存在。单靠侵权责任自身难以承担救济功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这一兜底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衔接存在两者间衔接缺乏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基金立法滞后、社会救助法与社会救助基金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为了通过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合理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一般的侵权责任应采取以侵权责任为主的补充救济模式,特殊的侵权责任需采用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补充模式。同时还应完善社会救助基金立法。     

公益组织传递慈善之利的条件——以晋江慈善总会为例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发挥着传递慈善之利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条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晋江市慈善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做强了慈善品牌，提升了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发挥了慈善的积极作用；做大了慈善基金，提高了慈善项目的救助能力，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救助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失依儿童社会救助困境及原因分析

失依儿童是需要特别扶持的弱势群体,对其进行社会救助不仅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要求,体现了国家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但是目前的失依儿童社会救助仍然存在困境,家庭的抚育作用有限、制度的保障程度不足、社会救助和支持缺乏,他们处于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的生活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缺失、制度性保障政策救助范围狭窄、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缺位和社会力量薄弱,因此我们需要在分析其救助困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失依儿童的救助和扶持。     

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体系设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时期,如何构建一个卓有成效的包括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公共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构建,力求打破固有的单纯依靠政府组织救助弱势群 体模式的局限性思维,构建一个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在内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网络体系.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国家救济为主,民间慈善义举为辅。近代以后,地方士绅商人和宗教机构等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及西方传教士经办的慈善事业作用突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催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造成一些社会冲突。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对他们给予救助。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方面,应确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理念,即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责任性的制度性救助;同时,强化宣传民众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责任;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如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学会自救自助。     

我国社会救助社会化之路——以“爱心超市”为研究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政府仍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导,它在凸显国家道义和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受益面的扩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目前,投资主体单一、救助对象狭隘、救助内容单一、救助理念差异大、救助队伍非专业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救助制度社会化程度低。社会救助应以社会化为目标,从投资主体多元化、救助对象大众化、救助内容多样化、救助理念社会化、救助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