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研究的新趋势：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国家研讨会综述

为了弘扬东方文化 ,总结和汲取 2 0世纪以来全球东方学研究的理论财富 ,推动中国东方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 ,促进中外东方学界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互补 ,北京大学于 2 0 0 1年 5月 16日至 18日举行“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1〕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这个主题分别就以下议题进行研讨。　　一、关于东方文化　　 (一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　北京大学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的魅力和东亚文化的精髓》一文中认为 ,面对人类千年嬗变和东西交流时空交叉点上研究东方学和东方文化 ,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中的东方学藏书

匈牙利的东方学研究硕果累累。匈牙利人同突厥人过去的历史、文化、生活、语言有着姻亲关系。因此,匈牙利人在研究自己的历史和语言的过程中,必然同古代的东方联系在一起,对那个时代涉及的各个领域都予以研究,使它后来在东方学的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并走在了世界前列。匈牙利的东方学研究也包括了蒙古学的研究。许多学者毕生致力于东     

苏联二十年代东方学研究概况

上个世纪中期,俄国东方学(科学院和大学的)中心是圣彼得堡。在这里,创立了第一个东方学科学研究机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1818年)。圣彼得堡大学(1819年)东方语言系(1854—1855年)和外交部亚洲司东方语言训练部(1823年)培养了许多东方学干部。在亚洲博物馆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科学院图书馆、M·E·萨尔蒂     

萨义德东方学的话语观建构

萨义德的话语观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深刻影响。萨义德东方学视野中的＂东方＂和＂东方学＂都是脱离＂东方＂实体的话语建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中西方的话语霸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东方不是东方,东方学不是东方学。萨义德话语观对文学批评的启示是：文学批评应该在更宽广的文化语境中获得全新的生命力。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 ,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 ,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 ,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从《东方学》看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

爱德华·W·萨义德著的《东方学》一书中,东方学一词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本文主要针对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支撑和切入点,看当今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介绍蒙古的《东方学问题》杂志

《东方学问题》(ДорнодахиныСудлалынАсуудал)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78年创办的刊物。初为年刊,1981年起改为每年两期,每期约六印张,用蒙文出版,附有俄文目录和主要论文的俄文提要。这个刊物主要反映蒙古的对外政策、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并且也兼顾东方学研究中的诸课题,如蒙古学、汉学、满洲学、藏学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刊物辟有论文、评论、情报信息、书介等专栏,不仅刊登本国学者的文章,而且也登载国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及译文,是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结     

国际东方学者大会第4次会议

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于1959年5月22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第4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6月召开)。会议组织者是日本东方学会。大会邀请了27个国家的236位国外学者和105位日本学者。日本东方学会希望通过组织这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和邀请学者发表研究论文,达到下述两个要求:一、促进国外和日本东方学者之间的学识交流。二、通过学术研究协助发展国际之间的友好。这次会议宣读了以下的研究论文:第一部分:1.哲学民俗学的问题:比较哲学之确定性与局限性(贝奥尼渥-布路希里,东京大学研究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东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１６世纪开始,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形成了“东方学”,这是一门具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学科。东方文化是东方学研究的主体,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文化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倾化、直觉化的思维方式;伦理化、等级化的人际关系和克俭无争的生活方式。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缩影,具有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偏重表现、追求主观真实;载道教化、惩恶劝善;民间文学特色鲜明;和谐、温雅、恬静的整体艺术风格等特征     

第25次国际东方学者大会

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于1960年8月9～16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5次会议。大会的非洲研究部是在斯顿堡天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主持人是宝脱金(I.Potekhin)教授和奥特路格(D.A.Olderogge)教授。大约有110人参加这次会议,包括人数众多的苏联学者和5位非洲学者。参加会议的较为一般的非洲学者有:路席契卡(K.R.Ruzicka,捷克);辛茨,台姆曼,布脱纳(Ursula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收集、研究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初设于1950年,1956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在研究工作方面与原东方学研究所有了分工:原东方学研究所偏重研究现代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语言文学等问题,而列宁格勒分所则更注重对东方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因之,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分所的重要任务之一。列宁格勒分所对中国民族文献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夏手稿、藏文古籍、突厥文献及敦煌文书上。据不完全统计,该所二十五年中就有专著四百多部、论文二千多篇面世。在西夏文资料研究方面,著名学者克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认识结构看东西文化鸿沟

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鸿沟的生成,缘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认识结构.西方人的"东方学"传统并不能消除文化鸿沟."世界文化"认识结构的形成,将有利于消除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鸿沟.     

季羡林教授学述

季羡林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印度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工作,功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我校于1991年8月6日至8日召开“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热烈庆贺季老的八十大寿。为了襄赞这一盛举,本刊特发表他的学生和助手钱文忠的文章和李铮编的年谱,并以此对季老一贯关心、支持本刊表示衷心感谢.     

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 ,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概念的成立 ,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 ,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 ,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 ,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的儒学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层面 ,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和 ,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 ;在内容上 ,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 ,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当代东方儒学的复兴 ,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 ,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从《东方学》看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经过仅仅数十年时间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通过解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我们可以认识到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从而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中西交流所应持有的态度。     

季羡林的东方文化研究与东方儒学之“结缘“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学科的开创者,又是当今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季先生开始对"义理之学"发生兴趣.季先生关注儒学和中国哲学,自有他的知识背景,自有他的大思路.季先生以东、西文化历史性交流的大思路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从近代以来"西风"流行、西方文化无情地冲击东方文化,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方传统、东方文化在国际上重新受到世人重视,季先生以他的经验和阅历,以他的知识和学养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而儒学作为东方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在东方的普遍衰落到当今的重又复苏,也恰巧印证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这种历史变迁.这大概也就是季先生与儒学"结缘"的深刻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