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悖论及其超越

法律至上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从理念变为现实.但这同时也形成了法治传统模式的内在悖论,即法治本质地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但又不得不依赖国家权力而使自身制度化、组织化以获得实践的能力.当代,内含这一悖论的法治模式日益表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法治的自我发展产生了超越的要求与动力,逐渐兴起的社会中介组织已成为推动法治转型的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法治理论中国家悖论的法理反思——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法治理论中的"国家悖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作为"国家悖论"问题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法治理念之悖论与反悖论

现代法治理念包括普适性、统一性、强制性、确定性,等等.但这些被人们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标准却遭遇了地方性、多元化、温和性与情境性的悖论.而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天然冲突,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法治理念所设定的各种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和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甚至随着人们对现代法治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改变而改变.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以法治反腐破解反腐与防腐的悖论

历史上任何一次反腐都伴随着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利益共同体对于反腐不同程度的抵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反腐斗争,让人民鼓舞与震撼的同时,难免有人对当前反腐提出不同看法。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监督权力的行使,一直是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预防、惩治腐败的实践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权力的滥用。本文根据当前法治反腐的思维和方式,以法治反腐为切入点,以法治反腐的五个统一,破解反腐防腐的错误思潮,从而论证法治反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应然选择。     

"刽子手悖论"之消解

消解强化的与再强化的“刽子手悖论”之要点为:1.法官之判决涉及对囚徒认知状况之预言,故囚徒就判决所作之论证应作为判断判决能否被执行之依据;2.囚徒之论证不可靠;3.该论证依赖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原则;4.该认知原则之错误根源在于,误以为推得一命题必然意味着知道该命题。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我国辅警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从我国首部辅警地方政府规章切入

我国辅警在各地普遍兴起既是缓解警力不足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行公安行政公私协力的主要方式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体现出法律地位意识的觉醒,理应被定位为行政助手。辅警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辅助履行职责的权力应该解读为代理权而不是执法权,应当在权衡相关因素基础上合理界定辅警的代理权范围。辅警承担警察任务的执行责任,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应承担确保辅警公益实现的担保责任,需要从立法、规制以及救济方面体现政府担保责任。对辅警诸多理论争议及其消解的探索,能够为辅警研究的及时转向奠定基础。     

法治的创新与创新的法治

法治应当创新,也完全可以创新,一国法治如此,地方法治更是如此。但是法治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需要法律的保护、鼓励,因此需要一种创新的法治。创新的法治需要确立对创新的尊重精神和宽容精神,并将制度创新的成果予以法律化,需要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创新自由空间。创新的法治需要对科技创新加以保护与鼓励,以保障地方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因素。但是,创新与法治之间又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并予以妥善解决。     

公民社会成长: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关键变量

从历史上看,作为法治基础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俄罗斯法治发展的关键变量.在19世纪前的“公社世界”,俄罗斯公民社会被王权及专制制度湮没,法治无生存之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国家吞并公民社会,法治走向虚无;戈氏改革以来,公民社会有所发展,但问题十分突出.法治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俄罗斯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政治文明建设重在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关键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这是因为法治与政治文明有着内在的联系 ;法治在政治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 ;法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信任的悖论及消解路径

当我们对信任用行动逻辑对其合法性进行深入分析时会发现,单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无法确立起信任所需要的逻辑前提,而且会使得信任陷入两个基本的逻辑悖论之中,即可信性悖论和陌生人悖论。就信任的悖论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第一,通过证明如何可以穷尽对象的可信性来消除信任的可信性悖论;第二,通过证明如何把他人对象化,从而决定和预知他人的行为来消除信任的陌生人悖论。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认知悖论及其逻辑问题

认知悖论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认知主体或某一认知系统而言的。认知悖论的产生既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和某些假定的前提条件 ,也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因而不能简单地把认知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命题。与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相比 ,认知悖论涉及到具体的认知主体及其心理状态 ,因而其推论过程更具有复杂性。认知悖论的推论不仅涉及到自指性问题的纠缠 ,而且建构认知悖论的严格形式 ,还需要发现一种真正的悖论性难题的严格公式化描述 ,而这样做将会导致重要的技术性进步。认知悖论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 ,研究认知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进程中的缺失及其根基构建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彰显,但检讨法治进程的缺失,明确法治方向和把握法治发展着力点,应是时时注重的。本文从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出发,探讨了中国法治进程初期的缺失,提出应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使法治有更牢固的根基。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