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哲学反思

文学经典是跨时空的话语场。文学经典化不是单纯的文学内部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伦理的力量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文学经典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是符合人的认知形式并被作为范例而存在的作品。文学经典是人类价值理性所选定的文学知识的最高典范。文学的经典化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生成的社会机制。创造新经典是创造新生活的必然要求。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论文学的时空穿越意识及其经典品格

优秀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历时的综合,也有空间共时的延展,是立足宏阔的时空背景下,作家个性创造力在时代、民族、国家、世界以及人类经验的土壤中开放的花朵。这种穿越时空的开放意识,既让文学家在观照生活时,能够拥有远瞩古今和胸怀世界的宏阔视野,又使许多作品具有了史诗品格。中外文学经典,大都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品格。这一宏大既可以是内蕴的广博繁复,也可以是视域的开放宏阔。     

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及反思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动态价值汰选过程。从学术源路看,文学经典化的论争有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论对文学经典予以过分地政治化解读,抑或固守审美自律的本质论经典观,都存有一定罅隙。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并集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应从文学自身艺术品质、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三个维度去把握。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经典化需着重把握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之问题、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之关系、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之问题等。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艺术的经典化与艺术界

立足于艺术界理论来探讨艺术经典化问题,为这一问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理论资源。确切地说,从艺术界理论所涉及的制度环境、惯例以及作品遴选者这三个方面出发,可以将艺术界在艺术的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一揭示出来。其中,制度环境与惯例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经典遴选的规则;而作为实际参与经典化过程的作品遴选者,则对作品的发掘、传播及其经典地位的确立,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玄鸟生商经典化意义及文学场景构成

玄鸟生商是"仲春二月,玄鸟来归,奔者不禁"上古民间生殖崇拜习俗的礼仪化,即先民原始、朴质的阴阳和合的非理性行为,经由宗法制度的规约,演变为儒家士人所津津乐道的经学范式──高禖祭祀。高禖祭祀是一种象征形式,具有宣导和示范的功能,是后世帝王独享的祭祀形式。在民间,玄鸟生商的核心内容逐渐演变成上巳的祓褉节,即执兰相见、水边洗浴、招魂续魄。在文人的热情参与下,三月三或三月上巳、修褉、曲水流觞、东鲁春风等象征形式,完成了由儒家经典话语到文学意象的转化,成为文人士大夫歌咏的一个文学主题。     

“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

古典史诗具有"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两种形态。"口诵史诗"集中出现在西周初年,具有吟诵性、教训性及叙事性特征;而舞蹈史诗则从周初的"大武乐章"一直延伸到唐代,并与宗庙祭仪紧密结合,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是天地、祖先祭仪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舞蹈史诗具有与口诵史诗不同的表现力,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史诗的民族特性。     

论“修改”对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的崇高地位与他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很大的关系。金庸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第一位在文学观念上"觉醒"的人,他突破了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把武侠小说和纯文学相提并论,并身体力行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局面。"修改"对于成就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性意义重大,它提高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级别和档次。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对武侠小说文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孔子释“诗”与“诗”的经典化

孔子立足于春秋末世"礼坏乐崩"的历史语境,以"述中有作"为阐释原则,以"信而好古"为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视域融合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意义,并因此将它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从一部远古的乐歌民谣升华为儒家的伦理教化经典。     

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如何通过对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梳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既有助于把握这一特殊汉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特质,也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互动,还将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