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译《茶花女》何以成功登陆中国文学

林译《茶花女》之所以能够成功登陆中国文学,既与其文本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与和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有着审美趣味上的相似性有着一定的关联.《茶花女》正是以此为中介,契合了接受主体既有的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引发了风靡一时的效应.林译《茶花女》的风靡一时,对“荡子”的生命意识觉醒和情感复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登陆中国文学的序幕,而且还构成了五四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情感与意识的复苏,为五四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树传记高标 扬悲剧精神－－《史记》导读

司马迁具有明确的文学意识 ,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功用和文学创作等 ;《史记》以多种艺术技巧成功地刻画出众多历史人物形象 ,创为中国传记文学最早和最杰出的楷模 ;司马迁的审美情趣在于崇尚阳刚、悲壮、朴拙和含蓄 ,其生命意识由儒、道人生哲学互斥互补而形成 ;《史记》的悲剧精神 ,表现为抗争的目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和彻底性     

性灵说的缘起与发生

性灵说曾主文学发展的创作路向。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文学家以此为创作进路。在萌芽阶段,性灵说始于老庄虚静说,经阮籍、嵇康自由审美说的嬗变,由南北朝文学家开创了性灵文学的创作先河,至明清,由于提倡性灵说的文学家的努力,性灵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一路走来,性灵说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自南北朝以降,刘勰、钟嵘、谢灵运等人主张性灵说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其表现是强调性灵与性情的统一,提倡性灵与佛教心性论相融合,性灵文学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这对后来李贽与汤显祖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熹文学思想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诠释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朱熹文学思想流传到越南,对越南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创作主体、行为主体与存在主体——论鲁迅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通过他深刻而独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直接为新文学的成果建设和文体设计、语言策略设计做出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得汉语新文学能够从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中,以及与世界文学的相对关系中自立自强,独树一帜.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卓越地开辟了汉语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学行为,包括以文学主体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业.此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中非常独特的文学存在主体,他所构成的文学信息场是中国现当代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     

论张衡的文学成就

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汉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赋和诗都很有成就,并对中古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建国以来,一直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张衡的文学家形象常为其光辉的科学家形象所掩,未能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孤立地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很难发现张衡的意义;如果我们将张衡的文学创作放在两汉至魏晋的文学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张衡是建安文学崛起前东汉最杰     

生命意识: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生长点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首先是一部现代女性精神成长史。借助“生命意识”诠释女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价值现象学的意义。生命意识是探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和现代女性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交汇点。生命哲学作为女性文学生命意识表现的思想基础,为女性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赋予了现代内容。生命哲学和女性生命意识交汇在生命价值的基点上,强调了女性文学关于现代女性主体性的构想。生命意识作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印证出女性文学发展的思想轨迹。     

广西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文化,以它固有的理论思辩性在高层次上指导和矫正文学创作,启悟作家的理智、感召作家不断向更高的创作境界迈进,这是我们经过多少次分析和论证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后所确立的一种共识。因此,当着我们反思广西文学的种种缺陷与不足,进行关于广西文学发展的新思维和新路子的探讨的时候,似乎不能光停留在作家身上找原因,也不能仅仅专注于创作本身找问题(当然并不排除这样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应当把创作和研究同时加以考虑,进行二维双向反思。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意识

创造意识是基于人的主体觉醒而勃兴的一种现代理念,在现代中国,它最先被敏锐的知识分子所感知并用于文学创作。创造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也是现代文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姿态。正是基于强烈的创造意识,使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创新品格,在突破传统文学桎梏的同时,并赋予其现代品质。正是在文学创作的带动下,创造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伦理,开启了现代中国以追求创造为鹄的新时代。     

以旧体诗词试炼大众传媒——吕碧城诗词的现代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期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学发展的轨迹,女性文学也不例外.此一时期,吕碧城特殊的生命际遇与创作经验成为了考察20世纪女性文学从闺阁书写到现代传播的典型个案.在五四女作家崛起的十年前,吕碧城已凭借新兴的传播工具,冲破闺阁书写的创作困境,建立现代传播意识.从1904年任职《大公报》时期开始,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凸显出现代传播背景下,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换、女性传播意识的现代建立以及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三个重要特征.     

从学科层面反思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界视野,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比较文学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仅仅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学对话意识。但由于它缺少特定的研究对象,所以仅仅方法论上的区别不能构成独立的学科。中国的比较文学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既不能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也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并列的学科,而是世界文学学科,它意味着,要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与本质,必须要有跨界视野与文学对话意识。     

1942年后延安文学创作中母性叙事模式的转变

1942年后延安文学创作中的母性叙事呈现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景象。其中,血缘关系的缺席,母性主体的他者认定,以及母性本体权利意识的缺失,让我们看到了被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改写后的"母性"。当文学叙述者为了国族的解放而遮蔽了与女性性别、女性体验紧密相关的女性生命本体问题,那个"被压抑"的性别群体依然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主体,也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时代局限,以女性主体的身份成为合法的历史叙述者。     

文学政策与当代文学的制度阐释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为当代文学政策被描述为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规律等质化,成为文学真理的化身,它整合了文学的各种价值利益,也制约或主导了当代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生产.同时,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限制功能.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文学的文化建构初论

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发生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这个中介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内在地参与了文学的建构活动。文化建构制约、驱动着文学的建构。文学只能在文化中建构其体式,并不断发生演进。是为文学的文化建构,谨作如下阐述。一用唯物史观为指南去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至今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然而,指南不能代替具体分析,更不是“构造体系”的现成公式。即使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概念,也不能以之剪裁历史事实,用以构造自己的“体系”。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经济因素在历史事件…     

论陆机"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文学精神

缘情绮靡是陆机关于文学创作的纲领性思想.陆机用意于观察、体验、研究、总结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研究了为文之用心,研究了艺术想象与构思创作,研究了灵感现象、声韵现象以及文体风格.他还研究了文学创作的甘苦体验,如文思的通塞,创作的愉快与艰难,文学的作用.他重视文学自身特质,淡化功利思想.其艺术家境界的实现,不是无目的的,也非不期然而然的,而是苦苦追求的结果.他是一位自觉创造艺术美的文学家.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三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上,即最适宜这块文学土壤生长的那些艺术品种.各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是在行政当局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这一大框架下,经过多种文学成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最后在达到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取自区域统治者、文学家和读者三者需求的平均值,是它们相互妥协、接受和适应的产物.     

苏轼与佛禅研究百年述评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指出这些论著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尤其揭示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居士学佛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创作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士大夫学佛往往儒道释兼容，其文学创作也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尽管两者的宗教实践有别，但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     

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两宋时期是江西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江西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共计1362人。本文拟以两宋繁荣的"江西文学现象"作为切入点,运用文学地理学中作家籍贯地理研究的方法,着重对这一千多位文学家在江西的地理分布作系统地描述、统计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