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派遣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务派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素,但该制度在我国却没有获得良性发展。反而呈现出诸多乱象。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有一定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且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要真正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需要立法与司法机构共同发挥作用。此外。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法》框架下香港劳工法改革发展方向

香港回归后,香港劳工法面对摆脱英国殖民地色彩的影响,立法保障劳工权益,构建香港和谐劳资关系等多重挑战。本文剖析了香港劳工法律渊源,揭示了香港劳工法改革发展的必要性,提出加快香港劳工成文法制定以应对各种挑战的法律主张。     

对海员特殊群体社会保障立法的几点思考——以《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为视角

社会保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是航运大国和海员大国,通过立法维护海员的合法权益,是促进我国海运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出台对我国海员社会保障立法具有重要影响.有必要借鉴<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关于海员的社会保障条款,结合我国国情,从构建海员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明确海员劳动关系、充实保障内容、确定纠纷处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制定我国海员社会保障特殊立法问题.     

论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实现条件及其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国际合作是全球各国维护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有效途径。不过,国家之间开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首先,双方互有适量的劳工往来;其次,双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再次,双方具备相应的财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最后,双方具有相互合作的意愿与动力。于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不仅可以解决海外劳工面临的社会保障双重缴费、社会保障双重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支付障碍等问题,而且有利于提升原籍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持社会保障基金的财务平衡以及减少人才的流失,还有助于东道国促进外籍劳工正规就业、打击非法劳工以及减少低收入国家的社会倾销,进而实现海外劳工、原籍国和东道国三方共赢。     

论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内涵与发展功能及其立法促进

为在立法上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以保障其公平内涵和发展功能的实现,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立法的修改完善,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打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以“发包方同意”为前提的限制,确认并保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平等权益,并明确规定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定情形.     

“入世”与中国证券法律制度的完善

入世对中国提出了证券业开放的要求。完善我国证券法律制度是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迎接挑战的根本保障。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立法内容相对滞后,约束了中国证券经营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在立法技术上,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立法层次相对较低,效力有限,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现象。我国应根据入世要求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证券法律制度,同时要利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条款来保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及立法研究

为切实保障派遣劳动者权利,维护正常就业秩序,《劳动合同法》首次在基本法层面上对劳务派遣制度做出了规定。本文从雇主责任视角,对劳务派遣中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三者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辨析,对我国当前劳务派遣制度进行了全面审视,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劳务派遣立法的有关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劳工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法律风险,其中最为主要而长期以来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的是劳工法律风险.劳工法律风险不仅关涉到并购企业能否成功对目标企业予以并购,而且还关涉到海外并购完成后企业业务的有效整合问题.因此,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法律风险为内容,对劳工法律风险进行界定,剖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劳工法律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如何防范劳工法律风险提出建议,以便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防范法律风险提供借鉴就尤为重要.     

全球化、社会公平与劳工权益保护

在应对全球化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护劳工权益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乃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更在于其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迈出的坚实一步.在我国,政府作为保护劳工权益的主体,应实施基于权利、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促进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协调,赋权、赋能力于劳工,强化有关劳工权益保护的组织、制度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增加教育投入,完善<工会法>和针对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     

制约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学分析

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在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究其原因,除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诸多制约外,法律制度规定本身的不完备是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完全、充分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研析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属的法律后,本文发现现有的法律制度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立法缺乏前瞻性;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维护妇女土地权益;法律制度的不稳定、不统一和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有效保护.     

论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ILO协调制度

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国际劳工组织（ILO）作为协调二者关系的专门机构,形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但内中存在很大不足,必须加强和完善条约内容的更新机制、加强和完善条约的批准机制、加强和完善条约执行和实施的监督机制、完善国际劳工大会的组织制度,以更好地促进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权益的良性互动。     

WTO、劳工标准与劳工权益保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各国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中。中国加入WTO ,必须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劳工问题和劳资关系的影响。而国际上关于社会条款和国际劳工标准的提出 ,其出发点既有贸易保护的目的 ,也有在工人权利日益被忽视和侵害的情况下推动劳工权益保障的目的。中国的政策应该是全面把握、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为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 ,需要以国际劳工公约中的核心劳工标准为依据 ,根据中国的法律原则和国情特点 ,完善和健全中国的劳动立法 ,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法律保护

伴随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平台用工模式向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扩张,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正在我国悄然兴起,但也面临低收入、高强度、虚自主、实管控、无保障等就业质量问题,且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各种劳动交换法律保护以外。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我国有必要探索构建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法律保护制度,保护进路的选择需强调专门立法与司法衡平结合,尽快启动软法,审慎诉诸硬法;保护范围的划定在立法上可将服务合同作为类型构造基础,但在司法上应坚持事实优先,准确辨析隐蔽的劳动关系,克服可能发生的监管套利;保护措施的配置可从财产性权益、人格性权益两大方面分类展开。     

新疆边境贸易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新疆边境贸易出现了一些法律障碍。要保障新疆边境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消除制约新疆边贸发展的法律障碍,在保证国家边贸政策与WTO规则相一致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边贸法律体系,加强边贸法律制度研究和周边国家法律制度的研究,加快民族自治地区边贸立法工作。     

WTO体制下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刍议

WTO体制中建立了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际层面的法律救济制度,它要求成员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建立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内法律救济制度,用以废止和纠正妨碍国际贸易自由的违法规则和行为,补救受损方合法的国际贸易自由权益。我国通过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WTO体制下的相应制度,但在救济范围和救济主体等一系列制度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并有必要对此制度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论研究。     

打造从政策到法律的补贴制度升级版——以新能源汽车骗补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补贴制度多以政策体现,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补贴政策虽有一定的激励功能,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当前,补贴制度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之轮"尚未运转。法律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间,重政策而轻法律;在法律调控上,重下位法而轻上位法;在制度设计上,重实体而轻程序;在目标导向和机制上,重激励而轻约束。我国补贴制度需要从政策升级到法律层面,改政策的"单轮独行"为政策与法律的"双轮驱动",在立法方面,要实现补贴立法与补贴政策的同步;在法律规范方面,要完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填补制度漏洞;在法律机制方面,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     

缺陷与重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

失地农民是由于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权益丧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现行制度在目的、程序、补偿等方面存在弊端,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坚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效用,最大限度地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在制定与完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时,应当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完善土地补偿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论华侨权益的法律保护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的创设和实施是个人权利的根本保障。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此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而使华侨人身、财产等权益时常被置于遭受侵害或威胁的危险境地却无法得到保护之际，我们应转变华侨权益保护的立法理念，确立华侨权益保护的立法原则，彻底结束华侨权益保护之高位阶立法少且相关规定过于原则、零散、不成体系的立法缺失及制度缺陷的局面，建立健全华侨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使华侨权益依法得到祖国及时、充分、有效的保护。     

国家干预视角下金融机构破产安全港保护制度规则和边界

国家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深度干预和广泛救助,极大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破产规则和债务清偿模式,进一步异化了破产安全港保护机制的保护范围、保障程序和责任制度.因此,在金融机构破产安全港保护制度建设过程中,应结合金融机构破产特性,充分考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诉求、不同金融交易合约的风险程度、金融机构破产特定债务的优先清偿等,在传统商事企业破产安全港保护制度基础上进行适应性修正,制定融合经营、杠杆交易和“互联网+”等新金融特征的金融机构破产安全港保护制度规则和边界范围.在法律上设定安全港保护的等次或者优劣顺序,以及金融保障基金与国家对金融机构破产清偿的启动条件和额度比例等,以有效实现金融机构破产安全港保护与公共资金救助的界定和协调,解决特定金融合约安全港保护与金融消费者合约清偿冲突.在金融机构破产立法中,建立“破产自动冻结”“偏颇性清偿禁止”“破产约定无效”的豁免规则和金融机构破产安全港保护例外性制度,确保金融机构破产财产既定、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消费者和全体债权人债权清偿要求前提下,实现破产公平清偿和“风险最小、成本最少和金融稳定”金融机构破产价值目标.     

遗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司法应对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传承与流转越来越需要专门的法律制度予以保护和规制。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设的一项制度，重构了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在遗产处理领域的诸多立法应对。然而，《民法典》仅用五条法律规则构建遗产管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有未能明晰之处，本文主要探讨遗产管理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及其在民事案件诉讼阶段、执行阶段的法律地位因立法上没有规定而如何在司法中予以应对，从而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保障遗产的完整与安全，从而实现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