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文化消费市场·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

上海小说清末与民初有深刻不同,清末通过报刊出版实现了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民初在维新思潮弱化背景下,则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有更强的依附性,是新兴都市上海以吴文化为根柢的的商业性与消费性的表现,所出现的以言情小说为主的甲寅中兴,在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恶性膨胀中成为过眼烟云,清末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也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更有市场效益的黑幕小说,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可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清末民初上海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才可能真正得到继承与发展。     

清末民初(1895～1916年)庙宇保护标准的变化

清末民初时期,在庙产兴学和破除迷信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征用庙宇.但与此同时,清末和民初都保护了一部分庙宇.清末只保护祀典庙宇,民初则只保护宗教庙宇.这个变化既是政治制度变化在宗教领域的直接反映,又是宗教人士不断斗争的结果.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     

清末民初美术展览与书画市场

清末民初美术展览作为一种新兴文化活动传入中国,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广泛开展。美术展览不仅可以直接销售书画家的作品,还可以以比较直观的形式增加观看者对书画家的印象,以此实现宣传的目的,这正是它作为一种新型的销售形式迅速为书画家接受的重要原因。尽管当时的美展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但客观地看它还是极大地推动了书画市场的发展。     

近代中日书画市场的交流与互动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书画市场的成熟,成为了这一时期传统书画交易的一大特征。这其中,由于历史文化上的渊源,中日书画家之间的交流尤为典型,不仅中国书画家频繁赴日进行宣传销售,日本书画家也不断地来中国推介并出卖他们的作品。这对于推动中国书画事业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清末民初中日语言接触情形及其演变

清末民初时期,大量日本移民为实现淘金梦开始涌入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置产兴业,聚集生活.他们与当地中国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语言接触,导致显著的语言变化.日伪时期“协和语”中常见的中日语音杂糅、词汇借用、特殊的语法句式等特点都能在清末民初文献中找到佐证.因此,“协和语”并非只是日伪时期特有的语言现象,其萌芽在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针对学术界研究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厘清,一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主体力量出自本土,而非外国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而非没有形成;三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丰富多彩,而非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指出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     

清末民初江南婚姻礼俗嬗变探因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剧烈,加之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表现出某些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时代风气.婚礼俗尚的变化极为明显,表现在:婚姻媒介的转换、择偶标准的更新、婚姻礼仪的文明化、离婚再婚禁律被打破以及早婚之弊的被遏制,等等.从表面的婚姻形式到深层的婚姻制度都较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末民初江南婚姻礼俗嬗变之所以呈上述特征,是当时政治经济变革和地域差异造成的.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试论书画艺术品的市场法则与规范运作

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多由同行、艺术权威来作鉴定,而其市场价值的高低则要另当别论。书画艺术品价值的市场甄别,并非一般的市场法则说明得了的。它不像物质产品可以统一定价,或批量生产,按质定价,按劳分配,按劳取酬;它不像工业品和农产品,有一个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作定价参考。对中国书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商品的市场交易行为,决不能按普通的物质商品流通理论来解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崛起,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规范运作,必将迎来书画艺术品投资的新一轮热潮。     

论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新式的军事学校,其发展过程和历史作用都是不平常的,是近代军事、近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关于它的研究,无论在史学、军事学、教育学界,都是很不够的。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清末民初军校发展的历史进程,清末民初军校的分类,清末民初军校的历史作用等,还缺少系统的论述。 一、清末民初军校发展的历史进程 近代军校起于道咸年间。此时的中国政局,面临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极大地触动了士大夫阶层,“师夷长技以制夷”,“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议论鼓噪朝野,一个军事近代化的运动便首先被推动起来。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清末民初农民社团组织立法述论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组织立法的出现正是这种改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看,清末民初的农民组织立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公民结社权利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二是限制公民结社权利的法律和政令;三是有关农会的法律和政策.客观上它们的产生开启了近代以法律来确认和规范公民权利的先河,表现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人权价值.     

南浔镇与湖丝贸易

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在历史上显赫一时,这个江南巨镇从南宋理宗年间兴起之后,历数百年久盛不衰.湖州是著名的蚕丝产地,明清两代号称“湖丝遍天下”,而南浔镇就作为名闻遐迩的湖丝的集散中心吸引着天南地北的客商,镇上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其市场规模之大、经济地位之重要,在明清两代罕见其匹,直至清末民初,江南市镇纷纷衰落之际,它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丝贸易受国际市场萧条的打击,遽然衰退,南浔镇从此一蹶不振.近几十年来,南浔镇及其四乡早已丧失了在国内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地位.这种历史进程的回顾,其价值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不仅局限于南浔一地,而且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1].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于倡农,兴办农业组织,举办农业学堂,惜农,护农,颁布政令等.清末民初我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社会失范与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发生在清末民初社会失范的大背景下,其动机源自对当地官民失范的仇恨,其性质则是对社会失范的反抗与矫正,因而与土匪有本质的区别。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①。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政治危机固然构成其中的一个面向,     

清末民初北京城市形态演变进程中的人口问题

清末民初的北京正在从一座传统意义的"帝都"过渡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形态经历历史性变革,行政管理体制、城市身份与功能定位等发生重大变化,城区规模扩张,市域范围扩展,发展更趋多元。人口问题是北京城市形态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其消长曲线与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流动日益频繁,总量持续增加,触动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也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区域分布亦有内在规律。人口升降的背后也反映出民初北京城市形态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的新分化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