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越权对外代表公司行为效力的认定

董事长越权代表公司行为是否有效 ,相对人因该行为产生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保护 ?笔者从实际案例出发 ,从论理和法律规定两个层面论述了董事长的代表权及限制 ,并提出了董事长的狭义无权代表与表见代表将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     

论法人责任归属规则——《民法典》第62条第1款的解释论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62条第1款与法人本质理论无关,其性质为法人责任归属规则,作用在于将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产生的民事责任归属于法人。该款必须结合具体的请求权基础规范才能适用,其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但在《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下,该款仅在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上具有独立价值。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对第三人引起的缔约过失或侵权赔偿责任,也有可能适用《民法典》第62条第1款归属于法人承担。     

试论越权定价行为中的滥用职权犯罪问题

本文从越权定价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目前越权定价行为的种类,提出了越权定价具有违法性质严重、违法行为普遍、违法金额巨大、违法手段隐蔽等突出特点,揭示了越权定价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化倾向,认定我国越权定价行为具有滥用职权犯罪的法律特征,探讨了越权定价行为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法人代表越权行为与表见代表制度

"代理说"和"代表说"对法人本质有着不同认识,但是在法人代表的法律地位问题上,二者却呈现出日益趋同的现象。法人代表超越权限行为,既包括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又包括超越法律、章程及内部决议和规定对其代表权限制的行为。依据表见代表理论,法人代表超越权限的行为不应一概地认定为有效或者无效,当在第三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该越权代表行为应为有效。我国关于表见代表的规定存在主体限定过窄、认定标准不清、缺乏统一的制度体系等缺陷,应当从法人对善意相对人、法人代表对法人、法人代表对相对人的法律责任角度来完善法人代表表见代表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无权处分考析——从传统民法角度分析

无权处分被称作“民法学上的精灵”,在德国法上指处分行为,处分行为以有处分权为生效要件,因此,无权处分行为在效力上为效力待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界定为待追认的法律行为,即将此债权行为的效力定位于效力待定,从而引起无权处分制度与善意取得、瑕疵担保等制度的冲突与矛盾,而这些冲突与矛盾在德国法下是不存在的.笔者试图从传统民法角度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制度,并探求合理妥当的解释其法学肌理的路径.     

浅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若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处分权行为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自然转化为有效行为;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行为。动产已交付善意买受人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买受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因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善意买受人不能取得约定应得的动产或不动产,善意买受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无处分权的人的违约责任。     

论公司越权原则及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公司越权原则曾是早期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其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现在已为多数国家限制适用或废止.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及<公司法>与<合同法>在该问题上存在冲突.分析公司越权原则的缘起、发展以及与我国相关制度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无权处分的认定及其效力

作者通过对无权处分的认定及效力作了学理上的厘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受让人完全承担无权处分行为的大部分责任不但不合理,也不符合民法原则。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原则也要求权利主体为无权处分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浅议超越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在我国作为企业必备的登记事项 ,在企业整个经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企业经营范围而出现的“越权规则”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从绝对无效到非绝对无效的认识 ,以及在我国立法上对企业经营范围无明确立法的现状 ,要求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在我国的现状、国外对该问题的认识以及我国民法学理论对其的态度的分析后 ,对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效力的认识 ,从根本上讲应将企业经营范围简单化 ,归结为任何合法的目的 ;从我国目前状况 ,视具体情况 ,可将企业超越经营范围的效力分为行为有效、行为可变更或者撤销、行为无效三种情形区别对待     

出卖他人之物买卖契约的效力分析--兼析《合同法》第51条之适用

出卖他人之物并非物权变动中的无权处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之效力认定属于合同法调整问题;买卖契约之效力不以处分权为必要,无权处分属于物权法调整问题,处分行为以处分权为生效要件。出卖他人之物与给付不能不能等同,它属于主观给付不能而非客观给付不能,故应属于有效契约。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受人的善意或恶意对自己及第三人的利益都不会产生影响,故该契约的效力与买受人的善意或恶意无关。     

论民法上的“承认”及其法律效果

对民法上通过“承认”而得到补正的民事行为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发现：对无权代理行为的承认,实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承认;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其能力范围的行为的承认,实质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格,吸收了其法定代理人的人格;而对债务承担和无权处分行为的承认与否,与移转债务的合同效力和作为无权处分行为原因的合同效力无关,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关系而已。     

论公司越权原则及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

公司越权原则曾是早期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其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现在已为多数国家限制适用或废止。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及《公司法》与《合同法》在该问题上存在冲突。分析公司越权原则的缘起、发展以及与我国相关制度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

《合同法》第51条所规范的无权处分制度犯有法律规范"以偏概全"和"体系违反"的错误,引起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实践中的司法混乱。本文试图对我国无权处分制度进行类型化规范,即区分买受人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和不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不同情形,赋予无权处分的不同效力类型,从而达到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制度的体系协调。     

析无权处分与相关制度的关系

无权处分制度是法学之经典 ,它与物权法、债权法、物权行为等有密切关系。正确分析它与善意取得、权利瑕疵担保、不当得利及无因管理的关系 ,以便正确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 ,确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关于表见代理法律效力的思考

新合同法第49条首次明确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对表见代理行为在被代理人、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所产生效力的分析,旨在明确各方主体在表见代理行为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探讨和研究表见代理的法律效力问题,对完善表见代理制度十分必要。     

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的立法选择--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

善意取得成立于转让合同仅有让与人无权让与、而无其他引发转让合同效力瑕疵的场合,但在无权处分影响合同效力因素的既定约束下,若把转让合同的有效性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将会导致该制度的空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关系的问题上,我国物权立法的最佳选择是回避转让合同有效与无权处分持续存在的相互排斥,通过对登记或占有效力的特别规定,拟制受让人善意、占有保护或登记的公信力具有补足因无权处分而导致的物权变动法律原因不足的效力,以解决善意取得制度面对的特殊问题。     

殊途同归:民、刑法律对欺诈行为评价的差异与融合

不论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还是侵权行为法甚至是刑法,都对欺诈这一客观行为进行相应的法律评价.民法中将其称为欺诈行为,刑法中将其称为诈骗行为.法律行为制度关于意思表示行为效力的规定应当起到对各类虚假表示人束以合同法拘束力并保护受欺诈人意思自由的作用;侵权行为法上的规定则着眼于令欺诈人承担赔偿责任,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至于刑法制度则偏重于对情节严重的欺诈行为施以惩罚性制裁.民法法律行为制度与刑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评价表现为效力性评价与违法性评价.而同时,效力性评价并不影响违法性评价,民法上被评价为有效的行为并不影响其被刑法评价为犯罪行为.     

再论票据代理制度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从中日票据理论对比的角度

票据法相对于民法来说是特别法,且在商事法中属于技术性规范最强的一部法,因此在具体规则中应当允许其作适当的变通.票据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民法上的代理制度当然适用于票据代理.不过,针对票据行为中的无权代理、越权代理、表见代理的处理方法,应该分别不同于民法上的适用规则提出适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对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     

越权刑法解释的原因与对策

越权解释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中的明显障碍。本文从多角度对越权刑法解释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强学理解释研究、确立合理解释方法、完善审查监督机制是防治越权解释的重要措施。     

从物权变动的角度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针对民法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各种观点,进行总结、评述,提出将处分权从限制合同效力变为限制物权变动的要件,通过合同来进行物权变动,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合同有效;二是处分人有处分权;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该观点通过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充分维护了交易安全,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通过处分权来限制物权变动的发生,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从而更好地实现了立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