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的度量--以"朝珠花的传说"为例对国家与民族社会关系的研究

神话传说是人类本质的符号表述,白族的"朝珠花传说"显示的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表现为在空间维度上,当国家权力出现掠夺性下沉时,国家与民族社会处于对立关系之中,双方互残互伤;反之,则形成整合关系,国家与民族和谐互动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当现代国家排斥民族文化传统,国家与民族社会亦形成对立关系,传统与现代断裂;反之,则形成整合关系,民族传统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与地域关系结构——"祭祀圈模式"解释力的局限

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较之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其构成原则亦不同."祭祀圈模式"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既忽略了历史的维度,又忽略了其它构成要素的影响.地域社会构成的"深层的乌龟"必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中去寻找.     

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共同体的构建——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

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旨在构建跨越族性、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价值,建立多民族国家、社会与各民族之间良好的情感沟通与认同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兼具共同性与包容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共同价值与精神凝聚力,培育多民族社会的交往理性,有助于构建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加强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新时代共同体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推进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改进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可维护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稳定结构,避免其他一些国家所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和族群矛盾激化危机,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

身处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它有实现跨文化转向的可能吗?多元文化主义曾试图建构开放、多元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国家形象指向对话性,因为只有进入"我—你"对话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才能体现人的交流需要。世界主义突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封闭性,把国家形象推向对话之境。现在,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     

抽象社会中的现代性体验困境及其出路

社会的理性化、抽象化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运作的规范和高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和个体之间疏离和对立的关系。这种非正常关系往往把社会个体置于归属感淡化和生活意义空洞化的现代性体验困境之中。加强共同体建设、生活世界的重建、沟通理性和生活政治的推行将有助于缓解个体在现代性体验方面的困境。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与地域关系结构——“祭祀圈模式”解释力的局限

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较之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其构成原则亦不同。“祭祀圈模式”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既忽略了历史的维度，又忽略了其它构成要素的影响。地域社会构成的“深层的乌龟”必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中去寻找。     

中心与边缘: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结构刍议

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民族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论外交保护的国籍持续要求及其例外规则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法律手段之一。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首要前提是国籍持续,即个人或公司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求偿提出之日持续地具有保护国国籍。如果在上述两个时间点上个人或公司都具有保护国国籍,那么可以推定这期间的国籍状态是持续不断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国籍持续可以存在例外,其中"国家继承"和"公司因损害而终止存在"是较为特殊的情况。但就个人而言,国籍变更后,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实施外交保护,除非原国籍国放弃反对的权利。中国的政府声明没有明确涉及该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在该领域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法律规范与外交政策。     

晚清华商“洋化”现象述论

晚清时期,随着西商东渐,华商的“洋化”现象开始成为沿海各埠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华商“洋化”主要有两种行为表征,其一是挂洋旗,冒洋行;其二是改洋籍,充洋人。华商“洋化”,或为倚洋势,或为沾洋利,其动机各异,但却对当时的法律生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了涉外纠纷和诉讼的扩大化。而晚清政府为控制和预防华商改籍所采取的相关策略,又对中国首部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火化政策的实施与丧葬仪式的变迁——基于江西安远县的调查

宗族文化是否必然会阻碍公共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阻碍具有强制特征的火化政策的实施?江西安远的调查案例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江西安远农村的宗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普遍存在一定的宗族认同和祖先崇拜观念,也有宗族理事会组织.火化政策在当地推行非常成功,而在一些宗族文化更为薄弱的地区,火化政策却举步维艰.这种对比挑战了宗族文化会阻碍火化政策实施的预设.究其原因,安远的客家二次葬习俗缓和了火化政策的心理冲击,而传统丧葬的“不卫生”、仪式繁琐弊端早就让农民生厌.丧葬仪式早就发生了名实分离,农民早就想摆脱它,火化政策的实施正好成为他们可以借助的外力.丧葬仪式的改革一旦被启动,就会不断嵌入市场经济的逻辑之中,从而越来越丧失公共性,村庄熟人社会也因此越来越丧失价值生产能力.     

汉族毒蛇禁忌习俗研究

我国汉族普遍对毒蛇持禁忌态度。汉族毒蛇禁忌习俗源远流长。人们将蛇列为五毒之一,将毒蛇视为对人类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自然力量的代表。汉族许多习俗都与毒蛇禁忌有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习俗都属于毒蛇禁忌的范畴。正是在这种毒蛇禁忌习俗的基础之上,在某些特殊场合,汉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图腾崇拜性质的崇蛇习俗。不过,汉族崇拜毒蛇仅仅限于利用毒蛇来避邪御凶。这种崇拜是由对毒蛇的禁忌转变而来的。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契丹创名研究的新发现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她曾建立了辽王朝。辽朝建立以前的契丹历史,史书记载或阙或略。由于史料不足,以至契丹族的创名,古籍中异说并存,成为辽史研究的纷歧问题。笔者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字学领域,运用现代词典学理论,由字典辞书作者的时代推阐其所收单个字词指称对象的客观世界,发掘新的文献资料,为契丹创名再作考辨。     

民族与国家(续)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本文通过重新解读吴文藻先生1926年发表的一篇论著《民族与国家》,并在与孙中山有关论述的对比中分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凸现国家的政治性与民族的文化性具有理论的参考意义。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简论《时间》的民族意识

吉狄马加作为当代著名彝族诗人,是较早具有族性意识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其创作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爱,当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被包围和消解的命运时,他把传承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使少数民族文学彰显出其特色和价值。     

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族与藏族的经济交往

河湟地区的回藏关系是我国、特别是西部重要的族际关系之一。历史上,河湟地区的回藏经济交往表现为"互补共生型"的特征。这种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不仅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边疆地区的封闭状态,为民族间的文明交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