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神秘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

从语言叙事、主题内容、美学症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呈现出鲜明的神秘主义特征:首先,先锋小说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段将语言归入神秘之列,又以迷宫式的叙事策略将小说叙事艺术引向神秘的深渊;其次,先锋小说通过罪孽、苦难、宿命、死亡等生命主题传达了宗教、哲学关于生命现象的神秘主义理解;再次,先锋小说通过神秘主义的书写缔造了小说一种寓言式的诗性品格。神秘主义不仅仅是个别先锋小说家的创作倾向,而是先锋小说具有整体性、流派性的艺术特征。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是形式化。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叙事视角由边缘人物承担;(2)叙事时间呈能指化倾向;(3)叙事结构符号化。先锋小说叙事模式形式化引起了中国小说美学的一次革命,其意义深远。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不在场”的叙述方式

马原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显示出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解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冈底斯的诱惑》中采用了＂不在场＂的叙述方式,通过虚构、混乱、感觉缺失等语言技巧,表达马原竭力走进西藏却又不能理解西藏的焦灼,彰显了马原式的先锋特色。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价值定位和前景期待

"新时期"以来以马原和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叙事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种"推进"实际上具有的仅仅是"移植"的价值,真正的中国小说的叙事革命并未到来,因为这种"革命"的本质乃是创新.而由于中国现今特殊的国情,这种创新已经无法从西方现代小说的移植中培养,所以,"中国本土化叙事革命"也就成了我们热切的前景期待.     

马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马原的“叙事圈套”在突出叙述主体、实验西方小说叙述技术的同时．淡化了文学的审美主体和生命意识．忽略了民族生活经验和叙事文学传统。所以说,马原在文学主体与个性解放方面有所贡献的同时。却只注重西方现代“超验”,忽略了民族审美体验;只注重小说技术美学,而忽略了小说的生命价值。     

浅析叶兆言“先锋小说”对理想精神的解构

叶兆言早期作品由于执着于对理想精神的解构和"零度情感"的介入通常被划入"先锋小说"一类。在文学观念上,叶兆言放弃了对宏大叙事和传统历史本真的追寻,颠覆了习惯上小说社会意义的表达和历史真实观的反映,其散乱、破碎、戏谑、反讽、平面化的叙述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虽然叶兆言先锋小说放逐了小说意义的表达,但他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向度。毫无疑问,叶兆言综合运用多种叙事技巧,把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精华融入了本民族特色的内容之中,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虚构世界。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反成长叙事虽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事主人公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成长,而是对成长的彻底否定。《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反成长叙事经典作品,它以“文革”为背景,社会权威、家庭权威与教育权威的缺失,形成了以主角被抛弃、对成长的怀疑和对现实的迷茫为内涵的反成长叙事,象征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减弱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迷茫。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青春、革命与文本性态度——论“文革”叙事的三个面向

青春和革命总是密切相关。在革命叙事中,凡被革命征唤的青春总受到不同程度的礼赞,而一旦游离革命之外,则会显出感伤、彷徨、颓废以及幻灭等消极面向,并蒙上一层走投无路的个人主义的阴影。但自"文革"结束以来,解构革命的人道主义或现代化叙事却将这种青春与革命的指涉关系重构为种种不切实际的"文本性态度",而消费主义则将这一重构模式化了,似乎任何反拨的努力都是文本性的,仅具一种"空洞的姿态"。     

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新英雄传奇主题话语之一

新英雄传奇以讴歌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历史的传奇式描写.它不仅以艺术的具象展示了不同革命历史阶段战争生活的壮丽图景,而且以历史的聚焦凸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主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话语向民族话语的重大转换,一方面昭示了新英雄传奇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探析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者,而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探讨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体制思想,如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利益等,对我国今天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改革步伐、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革命书写超越中的羁绊——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模式化叙事

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始终在追求一种现代性因子,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叙述革命的神话,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隐匿在革命书写背后的却是传统的模式化叙事。在革命书写和传统模式之间的徘徊,成了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一个叙事策略,也是主流意识和民间资源进行整合的一个典型范例。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