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社会焦虑症试试“不抱怨运动”

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社会焦虑普遍存在。工作压力大，办事不容易，结婚不轻松……我们都期望生活更好些。但现实世界并不那么随心，人生充满着不确定性。让人心力交瘁。焦虑，来自欲望还是压力？《化解焦虑离不开平常心》的评论指出：“化解焦虑心理，需要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提升全民幸福指数；同时也需要个人提高自身能力，坦然面对压力。只有这样，生活才能更快乐。”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智慧社会的治理难题及其消解

智慧社会的到来,不仅带给人们生活上的福利与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社会,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制挑战、算法决策过程的突出难题、基层执法司法智能化的难度与风险等,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因此,亟需确立智慧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按照双重空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智慧社会的生活逻辑,推动现代性法律体系向智慧性法律体系的转型升级,进而探索智慧治理的新机制、新策略,塑造智慧社会的新型基层治理秩序。     

略论"本体"的演进与自然科学发展之关系

西方哲学在本体追寻过程中日益显现出被自然科学所宰制的态势.这是以知识论为致思目标的西方哲学受自然科学所逐步揭示的自然界图景映射的逻辑走向.由此在哲学领域里产生了否定本体或把本体归结为主观非理性因素这二股思潮,这导致生活世界意义的缺失;汲取中国哲学融自然、社会和人生为一体的本体--道,以建构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能有效地化解由于本体迷失导致的负面影响.     

论追求"确定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人无论干什么,都是在追求确定性,然而,人类面时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确定性不过是特 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例外,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有史以来,人类一向从两个交互影响的基本面--自然与社会,追求确定性.在应对来自大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中产生了科学与技术,而应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过程中产生了制度及其带来的秩序.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引致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科技还是制度,本身都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在加快.为何走到了事情的反面,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秩序内外的正义情境

从词源上看，正义最初是指向某种神性秩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正义也朝向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训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未消解其作为整体性或基础性的秩序意涵。在这种转变中，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中某个个体或群体借由某种权利介入秩序运行之中，正义转变为对实存秩序的反抗，并在与秩序的冲突中呈现出自身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之中，秩序内外的正义冲突实质上是个体之“权利”与政治国家之“权力”之间的冲突。化解这种由人格化资本在政治秩序中所导致的“无主体”或“物主体”的社会秩序，需要以作为整体之个体来弥合“权利”幻想的碎片化，从而为正义实践塑造坚实的确定性基础。     

标准化的秩序价值证成

标准化组织搭建起协商共治平台,创制秩序成为标准化活动的重要价值。从含义与渊源来看,秩序构成标准化含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演化的内在追求。程序正义是标准化秩序价值的实现路径,表现在标准制定主体是多元化的利益相关方,标准制定与实施过程强调合作精神,标准化是一个技术民主化的过程。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是标准化的时代命题,标准已发展成为与法律协同的规范体系,担负起创制现代人类社会良好秩序的时代重任。同时,我们亦应高度警惕标准异化,守护人类共同价值。     

论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每个社会形态的治理都是在达成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前提下实现的.农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身份依附、等级秩序、自然服从强制性权力的"权治体系";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利益驱动、契约秩序、彼此相互利用的工具性协作的"法治体系".工业社会对强权治理进行了华丽的包装,给权治穿了一件契约的外衣,以遮掩"权治型"治理下的紧张形态.后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伦理自觉、协议秩序、使命一致的价值性合作的"德治体系",其目的是实现人类对完美人性的善的社会生活的追求.     

文化:意义的出场和敞开

文化即"人类意义化实践的观念凝结",其核心乃是价值体系,文化的变迁主要体现为价值体系的转换。而作为文化本体外显的符号,又可分为近价值符号和远价值符号。近价值符号必然随着价值体系的变更而改变,远价值符号则可保持相对独立。由于价值体系这一共性的存在,诸文化样态具有一般性和可通约性;而远价值符号的发散和多样,则是文化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真正所在。     

自我的解放与背谬--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深层解读

本文旨在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深层解读.在吉登斯看来,自我心理系统由本体性安全、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所组成.本体性安全是个体日常生活的基础,它以个体的生存环境具有确定性为条件.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表现,它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的方式在未来建立起确定性的社会.但是,20世纪晚期反思现代性社会现实表明,这种确定性追求反而导致了其背谬性后果,人类的解放追求不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社会,反而导致高风险社会的出现.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自我经受着一系列张力和磨难.     

名教自然之辩的理论变迁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持"名教本于自然"论.他通过化当然为自然而建构道德本体,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儒家价值体系,但对理性的作用未能作出适当的定位.嵇康、阮籍持"越名教而任自然"论.他们强调自然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相融合,这样名教的合理性就发生了问题,结论必然是超越名教,其末流流于放纵无行,完全丧失了个性自觉.裴頠以"崇有"论著称,其理论将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相联,突出了名教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也对颓弊的士风有所匡正,但对名教现实缺乏批判精神,有因顺现实、政治说教的倾向.郭象持"名教乃自然之迹"论.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文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这里,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战略风险的经验与实践路向

风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语境和必然常态,战略风险则是影响战略发展全局的风险,集中表现在现代社会内在逻辑的运行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造成的冲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在防范战略风险上形成了凸显战略风险的严峻性、注重战略风险的辩证性、明晰战略风险的隐蔽性、确保制度体系的完善性等四个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体现了其谋"势"眼光.为助力当代中国安全发展,要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实践路向,以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牢固树立共产党人价值观;坚持战略学理性的实践路向,以强大的改革魄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实践路向,以战略和战术的统一打好防范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现代风险社会科技的自由价值审视

现代社会,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科技的研制、开发和应用使社会本身日益成为检验科技风险的实验室,严峻的生态灾难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科技的进步与扩张,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疏离,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人文精神匮乏、道德沦丧使科技自由价值关系越来越模糊,科技的自由价值理念和以科技解决风险的惯性思维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与质疑。然而,审慎地看,现代社会,科技风险的主因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人类不当的利益诉求,当然,科技的"伴随效应"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一句话,科技的自由价值关系依然起作用,不能因严峻的风险现实而怀疑和否定科技的自由价值,反而正是要高扬科技的自由价值,才能消解风险。     

多极化时代的日本国家定位

不同于殖民扩张时期即列强时代,自21世纪开始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时期即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合作与共赢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在大国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资质及条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结盟对抗,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而跻身大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应是日本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状态得以解脱的正确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时代存在雇主滥用或操纵雇员个人信息的风险。实践中,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劳动关系"知情同意规则"异化、劳动者知情权行使障碍和算法偏见设置等特殊困境。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应是以雇员之参与(雇员知情权)为核心,以雇员之"同意"为前提,以雇员之修改权为延伸进行架构。基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其保护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1.比例原则:雇主知情权之行使应以必要性为限;2.知情及选择原则:雇主或管理层处理雇员之个人数据应通知权利人,且雇员其可选择处理范围;3.披露原则:未经雇员同意雇主不得披露个人数据,除非是为了其本身正当目的;4.安全原则:雇主或管理层必须保证数据不丢失、不被滥用、不被修改、不被破坏、不被意外访问。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

施密特将法分解为规范、决断和具体秩序三个基本要素,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是决断的制度性条件,因而是法的最终概念。具体秩序生成于社会内部,其形式载体是制度,实质内涵则为正常情形下的整体状态,包含功能主义秩序和伦理实质两部分。具体秩序思维可以通过概括条款得以贯彻,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但这引发了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施密特主张通过"共识性"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为纳粹意识形态介入法律提供了通道。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法理论在深化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上的智识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的多元视角。     

知识经济与"绿色生态自然观"的确立

马克思的新自然观认为,自然界不是孤悬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被动的客观存在,而是被人类社会历史所中介过的现实的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与人类历史上不同的自然观是相互影响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大大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成为可能,一种新的自然观,即"绿色生态自然观"将在知识经济时代确立.     

“诚信”的理由：公共伦理的立场

以往伦理学家们都把诚信看作是个人德性 ,在中国古代 ,“信”被看作是“五主德”(即仁、义、礼、智、信 )之一而得到特别强调。本文认为 ,经济时代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是一个普遍主义伦理时代 ,诚信是一个能不断扩展秩序的社会合作体系的必然要求 ,是人们的社会伦理义务。诚信应该从个人伦理向公共伦理过渡 ,从私德向公德过渡。     

性禁忌、父权的张力与原初政府的发生

本文从社会规范转换的视角探讨了原初政府发生的问题。文章以为，性禁忌 等人类早期初级的社会规范，对人类婚姻形式的变化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组织权力结构重心由 母权向父权的转换具有深刻的连带性影响；父权之取代母权是人类社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胜利。父权具有独占性、等级性、外向性等特征，父权的这些特性及其张力内含着原初政府的 组织结构和权力规范的许多要素。这些要素在其他社会生态环境发育完备时，会外化为原初 政府的某些深层结构特征，从而促成原始社会公共权力规范向政治社会公共权力规范等高级 的社会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