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中国现代散文诗中的鲁迅《野草》因子

中国现代散文诗在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从而进一步走向高潮的光辉历程。《野草》以鲁迅先生“最典型最深刻的人生血书”昭示人间，以成熟的姿态为现代散文诗撑起了一片深邃而广阔的天空。《野草》思想深厚，艺术成熟，对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开拓性的。1927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从多方面体现了《野草》精神，继承和发展了《野草》的艺术风采。     

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

在"儿童是独立的人"的认识基础上,周氏兄弟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是对儿童文学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尊重。由于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鲁迅更关注儿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其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则建立在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确认上,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儿童文学与儿童成长的关系,他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理解超前、成熟,更具现代意识与科学品格。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来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系谈起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发表得最早的一篇,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但对"狂人"的人物形象刻画,笔者以为还应该是得自鲁迅所读的德语版、周作人所读的英语版的梭罗古勃(Fyodor Teternikov Sologub)小说《小鬼》(The Little Damon)的影响。这个"狂人形象"是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的。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怀揣着思想革命的愿景介入到文学革命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各自内部区分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以汉语思想”的合力性。一方面,周氏兄弟警惕于修辞话术对于思想的奴役,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渗透的是某种语言决定论的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改良中国语文的需求,他们通过提倡“直译”法来塑造一种欧化白话文的结构,背后更为深入地联通到晚清以降其所关注的“国民性”改造的议题。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推崇名实合一的语言价值伦理被构造出来。周氏兄弟力图以之重建国民的意义表达机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并不处在以大众化为旨归的语言通俗运动的脉络之中,而是典型地体现出“五四”知识者本位的启蒙精英意识。     

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面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苦闷”——再论鲁迅与厨川白村

经鲁迅的译介,日本近代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中国赢得了近百年的读者。然而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似乎并没能真正理解这位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实质———甚至鲁迅眼中的厨川白村形象都值得再商榷。如何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完整、立体的厨川白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去重新审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厨川白村阅读的虚与实,已成不可再拖待之急务。尤其对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全过程及内涵,须予以全新的论证。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对田汉改编《白蛇传》之影响分析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之名作《近代的恋爱观》对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尤以田汉为甚。从田汉后期对《白蛇传》之改编,不难看出《近代的恋爱观》对其影响之深远。其一,受"恋爱至上"论影响,许、白二人的爱情被推向至高,从"佛教宿缘"转变成为"自由恋爱";其二,着力突出了许、白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因应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自我牺牲";其三,赋予了白蛇全新的"人格",达到了厨川白村恋爱观中的"灵肉一致"。     

周氏昆仲的日本观

中国人的日本观,一旦具体化,就无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广而言之,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世界看中国还是从中国看世界,无论是资料抑或人物,都需严格区分其间的分际。另一方面,基于体验、研究并抽象化后的某一时代的代表人物的日本观,又具有超越时空的性格。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周氏昆仲日本观的具体考察,得出了一般被视为悲观论者的鲁迅认为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可期、而当时中国的抗战必胜的乐观性结论;而周作人则认为与神道教密不可分的日本国民性难以理解,当时在军事、政治上对日本的抵抗是无谓的牺牲。不过,他同时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可战胜的。     

旧新间的彷徨:论鲁迅的诗

鲁迅的诗歌作品相对他的杂文、小说,数量并不多,影响也有限.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又是不可完全忽视的一部分,表现出中国近现代诗歌在过渡时期的明显特征.鲁迅青年时期开始旧体诗创作,多与朋友交流,表达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有抒情、言志和讽世多种.他的自由体新诗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作,艺术成就略逊,但《野草》集中的一些散文诗足以展现他的诗歌才华.在诗与散文的写作上,鲁迅用笔有所区别,散文技巧相对成熟.另外,针对鲁迅诗歌研究状况,简要地提及当前诗歌研究需避免的问题.     

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以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为中心

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