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

［摘要］文章在一个简单的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讨论了中央政府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各种政策可能产生的效应。主要结论是：第一，单纯的旨在增加不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转移支付政策虽然会使区域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而如果转移支付被用于增加不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或R&D活动，那么不仅会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而且会使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提升。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几乎所有国家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采用的政策。第二，投资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果单纯改善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度，而不利于不发达地区。相反，投资于降低不发达地区内部的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实现不发达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显著有利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第三，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区域政策的目标若在于提升不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不仅会缩小区域差距，而且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会得到提升。第四，向不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政策对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缩小区域差距是有用的，但对总体经济增长的效应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经济的相对权重。     

中国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的区域差异与政府间合作治理研究

西部地区若想提高产业承接能力,吸引企业投资,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事实上需要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上下功夫。因此,通过借鉴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构建产业承接能力的指标体系,对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进行聚类分析,将这86个地级市划分为三个区域：高引力区、中引力区和低引力区,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三大区域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作治理路径的差异。高引力地区应由产业合作向外溢性公共政策合作转变,中引力地区由单一行政区政府合作向区域性政府合作转变,低引力地区由被动承接型向互动型合作转变。     

佛山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企业行为研究

从企业的角度对佛山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企业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企业在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博弈分析为企业在产业转移政策下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应采取的积极行为提供决策参考,促使企业持续经营和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有关促进产业转移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佛山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基于演化博弈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制度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城市化地区和农业地区建设用地利用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经验数据仿真模拟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耕地保护的考核比重差异化须足够大才能减少不同资源禀赋地区间的非合作用地行为;“大棒”政策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于“大棒”政策基础上的“胡萝卜”政策则效果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利用双边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经济增长的竞次竞争行为和征地补偿价格非市场化不利于地方政府间土地集约利用上的合作.因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需着眼于:短期内将用地指标配置与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指标、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惩罚机制上的土地集约利用激励机制并实现结余土地指标充分市场化流转.推动征地补偿价格市场化和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针对不同地区实施足够大的差异化政绩考核体系.长期看,当以土地用途的分区管制代替指标管控并辅之以转移支付、户籍改革、税收补贴等举措,在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同时促进耕地保护和区域的差异城镇化发展.     

从梯度推移理论看厦门市参与西部大开发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存在着产业梯度和经济梯度.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即是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再向落后地区推进,处于高梯度地区的产业会自发地向处于较低梯度上的地区转移.西部大开发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大开发给国内外企业带来了机遇,更给包括厦门在内的国内企业带来了形势严峻的挑战.厦门市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主动参与这场空前的西部大开发.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产业转移的微观引导机制：一个包含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空间经济模型

将产业承接地对迁入企业的政策支持变量引入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推理出为有效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政策制度支持的临界条件。研究表明,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才会促动产业空间迁移。同时,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由强趋弱;而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大时,承接地政府需要对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要素流动模型对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的关系进行数理分析,并以中国283个城市为样本,对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促进本地产业向外地区转出,而不利于产业从外地区向本地区的转入;企业利润率的提高促进产业从外地区向本地区的转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影响更加明显;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利润率,进而影响产业转移;企业利润率对产业转移存在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小城市。     

论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

我国的企业并购是政府主导型,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在其中有多种体现。其形成原因包括有政府行为目标多元化、地方政府独立经济利益的形成和制度环境的影响等。要化解诺斯悖论,可从几方面入手: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政策改革,推进企业并购市场化;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地区协调;改革财税政策。     

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证

将现行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分析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不但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且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现行农地保护制度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产业梯度转移滞缓原因及西部对策研究

产业梯度转移是实现地区经济雁阵发展的条件和途径,对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就业促进、结构调整、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然而,东部发达地区在历经20余年的发展与繁荣之后,其边际产业却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规模地转移到西部地区,其原因,一是因为东部企业跨区投资的动力不足,二是因为西部地区吸引资本西进、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西部地区应依据自身区域特点,制订相关政策,积极吸引资本西进,促进产业转移。     

基于三力突变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研究——以粤、沪、鲁、浙、苏五省市为例

粤、沪、鲁、浙、苏五省市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聚集地。近年来,五省市高技术产业均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不同省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路径、发展环境与产业升级现状存在较大差异。从产业升级投入能力、产业升级产出能力和升级环境支撑能力三个维度可构建高技术产业升级评价三力模型及指标体系,并选取中东部地区十五省市,以这些地区的大中型高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产业升级能力进行定量研究与分类。结果表明,某一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升级能力与其产业资源整体投入水平密切相关,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繁荣的资本市场能够明显地改善产业升级环境;从政府角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可减少政府过多的直接投入而增强直接采购的力度,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加强政府对本土高技术企业的直接投入和政策扶持,扩大外资的吸引力度,推动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升级。     

陆丰发展的五大潜在优势

陆丰毗邻港澳,介于深圳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更是承接珠三角发达地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福地。政策优势陆丰是广东省沿海市、老区市(县),享有国家、省赋予的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扶持老区发展政策、珠三角产业转移政策以及省委关于加快粤东地区发展出台的各项倾斜措施,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等政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固有生命力和优势是降低交易成本、利于技术创新、形成专业化协作与分工,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是对内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对外构成一定壁垒的一种谋求地区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思潮或行为,强烈的利益追求、政府的积极主导和良好的制度保障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动因;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静态和动态两种主要经济效应,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     

安徽对接江、浙、沪产业转移的优势产业选择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安徽靠近江、浙、沪等国内最发达的地区,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理优势.江、浙、沪、皖四省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演进的差距是基础,产业竞争力、区域产业相似度、相对产业转移等指标是条件,安徽对接江、浙、沪产业转移应该选择优势产业是方向,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关键.安徽要抓住国外产业引进和国内产业转移加快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首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促进承接江、浙、沪三省市产业转移有序进行,地方政府要有所作为.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内部能力对其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

针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压力和绿色创新合作的不确定性,制造企业很有可能存在绿色创新脱耦行为,研究验证制度压力下制造企业是否存在脱耦行为以及企业内部能力是否可以缓解此种行为,从而帮助政府与制造企业早日实现绿色目标。以114家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所提出的假设,结果表明：目前政府的制度压力会使制造企业在绿色创新合作过程中产生脱耦行为,削弱绿色创新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管理者对绿色创新合作的支持,可以减少脱耦行为的发生,有效缓解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能够正向调节政策压力对绿色创新合作与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缓解制造企业的脱耦现象;然而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对政策压力下制造企业的脱耦行为无明显作用。助力面临政策压力的企业践行绿色创新实践,利用绿色创新合作实现企业绩效增长,推动“双碳”目标的达成。     

中国发达地区间的发展竞争与市场一体化——来自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经济转型为研究背景,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特点、市场一体化条件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可以发现: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在产业竞争力、市场进入、生产要素区域聚集与配置、创新能力培育四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区域发展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产业与产业集群的跨地区分工合作、公共投资跨地区优化配置是推进发达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市场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产业体系、对外开放体系和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产业一体化是发达地区间市场一体化的基础,能否消除地方保护与区域市场分割是主要的衡量标准。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超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周边的乡村数量和规模逐渐缩减,发展活力不断下降。通过深入阐述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与动力机制,基于现实条件与广州实践,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典型乡村振兴模式后发现：超大城市乡村振兴还存在四个问题,即乡村产业支撑乏力、城乡协同发展不充分、乡村要素资源匮乏、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基于此,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路径：坚持政府积极有为、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坚持打造核心产业,构建多业态、规模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金融与科技相互补充,共同为乡村振兴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