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民主实践形式,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协商民主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追求"最大公约数",体现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公民精神与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下,有利于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因此必须做到:强化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精神养成;营造"尚公重私"的良好政治文化环境;拓展协商民主空间场域,延展公民精神的培育领域;发挥网络协商民主新形式培育公民主体意识自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关注这个新兴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在民主平等和公共理性培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提高公民意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协商式民意调查: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协商式民意调查是调和政治平等与协商、落实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依照严格的程序,协商式民意调查不但有助于民意的探究和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而且通过公开协商的环节,普通公民也会逐渐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养成参与的美德、提高参与的能力和厘清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协商式民意调查对中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理论直接诉诸公共利益、强调政治参与、妥协包容和尊重少数等，在实践上与我国政治协商概念具有一致之处。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人民政协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具有一定作用。     

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评介

实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讨论和协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协商民主的目标价值追求。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如火如荼,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研究视角、理论价值等方面则各有侧重和偏好。梳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协商民主:民主决策的逻辑及其实现

民主决策不仅体现于相关者参与人数的多寡,更是歧见在相互审视条件下的实质性承认与整合。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理论,协商民主引致政策决定的基础是个体偏好的转换,动力是理性之说服力量而非金钱或权力,方法是论坛论理式而非市场理性计算式,注重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决策观的调和,赋予公民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实现需着力于协商民主实质与程序性原则的协调、个体能力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创造。     

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

寻求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是现代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从个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公民参与的教育、整合和制约功能。通过在地方事务、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中的公民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本文描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另一个可资借鉴的视域。     

协商民主、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个案分析

公共领域的协商在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区治理领域,多元共治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社区协调组织的产生,使得基层协商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并达到协调社区利益和整合社区资源的目的,最终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目前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需要构建更加成熟的协商民主过程和机制。     

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兼与荀明俐博士商榷

以责任视阈诠释政府公共性问题是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使命。政府公共性受到市场经济物化逻辑的现实场域干扰,不时显现出经济人理性的局域困惑而走向其本寓精神的悖论,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在于现代社会理性精神搁浅于形而上学化的思辨理性的事实。政府对公共性责任的践履意味着对尊重差异和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的完善,意味着责任政府基本价值理念的公共性确证。进一步对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进行再解读,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能驾驭资本的民主建设与国家机器重构问题,以便对深化政府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知为视角

在风险社会中,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面临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欲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科技风险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