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文章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合作型反贫困视角下贫困成因及治理——以重庆市武陵山区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减贫问题历来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以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为视角,运用问卷调查和农村参与调查方法,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造成武陵山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金与人力不足,主导产业培育困难;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村落组织弱化等问题.提出加强资源部门间互动,提高政府主导能力;经济主体间互动,提升市场带动能力;政府与农户间互动,加强社区整合能力三类互动的建议,从而达到有效治理武陵山区的贫困.     

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     

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

贫困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众多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贫困与其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连,空间贫困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介绍该理论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以典型地区为例.说明民族地区空间贫困的主要特征,并提出扶贫开发中要高度重视这种空间贫困,改变扶贫思路,并尽快改善当地的交通道路设施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实现路径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因教育落后而出现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现阶段国情,以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切入点,构建应用系统耦合结构模型,分析教育供给、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农村经济集聚同步,对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促进作用,且教育扶贫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为顺应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系统良性互动,提出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扶贫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建立激发子代的个人期望、激活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机制,健全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增产增收的减贫保障机制。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多维识别体系的民族地区贫困测度

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限制,较易陷入贫困的境地。为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对“后减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第5轮数据(CFPS 2018),采用较为科学的层次分析法和AF法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并进行测算。经分析可得出如下结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较小,汉语教育和基本生活设施的不完善是产生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不同民族之间的反贫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与城市相比,民族地区农村的多维贫困率远高于城市。因此对于下一阶段的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首先要结合自身实际,构建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以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度;其次要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侧重于改善农村生活设施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要对贫困深度整体较高、反贫困能力弱的民族地区进行针对性帮扶。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减缓城镇贫困吗？

以西部民族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公路、铁路交通运营里程及其运营密度的提升将显著降低城镇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状况。分类型看,相比铁路交通,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城镇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交通运营里程,交通运营密度提升引致的减贫效应更值得关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推进城镇减贫,而其商品流动促进机制很可能会恶化地区的城镇贫困状况。为此,更好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需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通内联与成网建设,优先发展与城镇贫困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普通民众的交通可获得性。     

城市化、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城乡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以劳动密集度为切入点对城市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能有效带动西部地区呈现贫困减缓,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化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密集度体现减贫效应。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城市化模式更为有助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因此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要强调人的城市化以及本地要素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