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文义--考辨

盛行于南朝的“文义”，其实是“文”与“义”的联合体，“文”指诗文辞赋，“义”指经典大义，实则是对经典的阐释及对有关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和文人学士修养的全面化，以及“文义”审美趋向一致，使“文义”并词成为必然，而刘勰则是将“文义”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人。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释《毛传》中的"病"--兼论传注与字书的关系

《毛传》有 2 1个字词通释为“病” ,虽然它们都具有“病”的语义特征 ,但并非等义词 ,各有自己具体的指称对象。从《毛传》等传注来看 ,传注与字书既有区别 ,也有密切的联系。传注不仅释大义 ,也释概括义 ;传注的释义不仅是字书释义沿袭的主要依据 ,而且所释语句也往往成为字书证义的主要例证 ,并体现了字书的时代性特征     

尊尊与为尊者讳：春秋公羊义的二重性探析

尊尊与为尊者讳是最重要的春秋公羊大义。尊尊主要表现为尊王、尊君和尊礼三个方面，而为尊者讳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批判。尊尊与为尊者讳涉及公羊大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体现公羊大义所蕴涵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二重属性。理性审视公羊义的二重性，对于克服将公羊家政治儒学完全理想类型化或完全意识形态化两种思维偏至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先秦儒家思想中“父子相隐”的伦理大义

“父子相隐”的儒家公案,蕴涵了许多儒家的伦理大义,也引起了很多方家的争论,但其所表达出的伦理意蕴,对现在的中国社会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父子相隐”至少体现了“孝”,“慈”,以及更为根本的“亲"三方面的伦理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古代涉“树根”义名词历时考察

汉语涉“树木”词汇较为丰富，其中仅涉“树根”义名词就不少。这些词语主要由单音词和双音词构成，其中双音词占绝大部分。由于受到语言表达精确性和经济性等作用，古代涉“树根”义名词一直处于一个发展与更替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之中。经过发展与淘汰，到现代汉语中，“树根”已取代其他词语成为普通话中表“树根”义的最主要词语。     

《红楼梦》词语札记

《红楼梦》中有些词语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较难索解,一些辞书也解释不确。运用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及其他典籍文献、参考有关辞书考察其中的9个词语,并探索词义的来源,可知：“抖露”有“揭示”义,“方便”有“设法”义,“拐”有“捎回来、带回来”义,“尽”是表极限的程度副词,有“最”义,“话”有“事”义,“口舌”有“发议论、说闲话”义,“能”有“将就”义,“清楚”有“完毕”义,“歪”有“躺”义。     

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

在中国史学批评之范畴体系中，“义”，居于中心地位。本文从“义”的解析入手，结合中国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了“义”范畴的内涵及层次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评析了历代史家关于史作如何体现史“义”的纷纭看法。     

说“义”

对“义”字的口头语言和古代文献的部分意义用法进行归纳,认为从先秦到现代,“义”字都含有“与众人共同抵御灾难”及“分财与人”的意思。又通过分析同源词来推求古义,考释出“义”字的本义应是分配猎获物分得公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上“义”字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点看法。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路德对主体性的发现及其意义

本文探究马丁·路德神学思想在宗教改革中的突破，尤其是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及其意义，指出路德强调耶稣是通过“真正的人”来体现“真正的神”，以人与神可以互通来实际上提升人的地位；因此，路德以“因信称义”而回到个人的信仰之基，回到人的“自我”，突出人的信心，主张“只靠信心成义”，从而突出人的内在自我及主观能动性，由此开始在神学认知上从客体往主体、从神权往人权、从神学往人学、从依赖到自主的重要思想转换；而其对“称义”的见解也更多侧重于人爱公义、智慧和善良，体现出信仰的美德，彰显的是人靠主体去倾听、传承，由此得道称义；这样，“称义”不是外在的被动依赖，而乃内在的能动活跃，而“信”则是完全回归自我，表现人的内在纯洁和虔诚。路德坚持人只要凭着主体之信就能“称义”“成义”，力主以这种“人的发现”来实现“人的解放”。     

现代汉语“让”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现代汉语“让”字存在共时平面的多种意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现有文献主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让”字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这种传统语法研究视角使得学界对“让”字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能考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加的夫语法模式为理论指导，系统探析“让”的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让”字有动词、介词和“让”成分三种功能。作为动词，“让”说明小句的谓体，并体现过程意义；其中表致使义的“让”也应为动词而非介词。作为介词，“让”的功能是引出过程的施动者；在句法上，“让”与其后的名词词组组成介词词组一起说明小句的补语而非状语。作为“让”成分，“让”字为一种语气结构标记，没有经验意义。      

汉语悖义结构的形成条件和语用价值--以“果然”、“果不然”的比较分析为例

“果不然”是在加强料定语气的作用下,由“果不出所料”和“果然”叠加组合并进一步缩略而来的.在现代汉语中,“果然”与“果不然”的意义基本相同,后者的使用范围和出现频率都不如前者,但它比前者具备更鲜明的主观色彩.“果不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包含了汉语悖义结构的一般形成机制,其使用上的特殊效果也体现了悖义结构在语言中得以存在的语用价值.     

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特殊“被”字结构的心智运作规律探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语言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一般来说，代表、捐献都是正常的物理事件，在现代社会中，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但很多语言使用者在这类词的前面加个“被”字形成新型句式来描述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基于对“心智哲学”中“属性二元论”的理解，试图对特殊“被”字结构的心智运作规律进行分析。并在心理“随附性”的基础上，探寻新型“被”字结构体现的深层语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