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及传播——以《欧贞尼-葛朗代》为例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穆木天翻译介绍了大量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包括《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作品。他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直译手法为主,加以大量的注释,为当时读者所喜爱。同时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教学与传播,穆木天的贡献也当为历史所铭记。     

浅谈威廉·福克纳在中国

1934年福克纳的名字就进入了中国,但对他真正的译介是从新时期开始的,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新时期以前,社会环境、政治因素对福克纳在中国接受的影响较大;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作品翻译和外国研究理论的引进则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反映出我们的福克纳研究还未成熟.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基于Python的评价话语情感分析

文学翻译作品在目的语国的接受效果一直以来都是译介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和难点,对读者评价进行话语分析是较为有效的观测方法。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因此,以当当网读者的在线评论为语料,借助Python技术分析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译介作品在中国的评价和接受情况,可为译介学的接受效果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考察视角。研究发现,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译介作品在中国读者群中具有较高的接受度,整体呈现正向情感态度,读者评价多聚焦于作品主题、文学性和阅读体验,尤其是对故事、人物、语言和翻译四个维度的积极评价占比较大,但也存在对读者年龄定位不准、译文质量欠佳、重复性译本较多等问题。     

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民俗学家 ,其民俗学研究与译介观相互交织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教化译介观。这个译介观影响了他对翻译作品题材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希腊文学和神话、以及各国童话和民间文学进行译介 ,具体实践了他的译介观。     

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林语堂英译作品赏析

林语堂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有着自己系统而全面的翻译理论,并且翻译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且多是选择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在翻译过程中他灵活应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使他的翻译作品能更好地被读者所接受。     

李渔作品的英译及其传播研究

在梳理李渔作品在国内外英译及传播概况的基础上,采用王宏提出的开展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从作品素材因素、译者选材因素、读者认知因素、社会伦理因素四个方面,分析李渔作品在国外备受译者译介而在国内英译仍为数较少的原因,最后呼吁国内更多学者、译者加入到研究、译介李渔作品的队伍中来,扩大我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范围。     

德庇时汉语古诗英译的翻译目的论阐释

英籍传教士、汉学家德庇时在华期间翻译中国典籍7部,其于1829年出版的《汉文诗解》是汉学家古诗翻译的早期作品。德庇时的译诗多是节选,试图更多更广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诗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他在译介中国诗歌时注重对汉英诗歌的形式韵律不同进行讨论。他对古诗中文学形象英译多以直译为主,并改写来自中国宗教文化部分的诗歌意象。选译诗歌类型多样,多为社会风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宗教伦理方面的名家和民间诗歌。德庇时的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从译文、翻译策略和诗歌意象处理方式等方面来看,他既有知识传播和商业贸易的目的,也有改写意识形态的用意。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影响、反响与回响——《巴尔扎克在中国》评介

<巴尔扎克在中国>一书以优秀学术专著的水准勾勒了百年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行走足迹,梳理了学界对他的译介、研究及其对中国文人、学人的影响与渗透,侧重于对其传播途径与学术交流"研究的研究"、"反响的反响"以及"影响的回响".该书的优点体现在: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结构清晰,方法得当;行文流畅,干净漂亮.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

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小说的成功译介进行了探讨,但是鲜有学者从副文本翻译角度探讨其对小说译介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序跋角度探讨副文本在小说翻译中的阐释性功能,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说明序跋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诸多例证表明,译者对原作中副文本的翻译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作者、作品、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的捷径。     

思政类作品之中国特色翻译策略探析

思政类作品翻译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和改革成就、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翻译改写理论是以文化翻译为主要内容的翻译理论,在思政类作品跨文化翻译中,可以借鉴翻译改写理论及其方法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规范、译介方式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策略,推动中国思政类作品“走出去”。     

邵洵美翻译活动述评

以时间为序对翻译家邵洵美的主要翻译活动进行了梳理,凸显他在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邵洵美在文坛上较早地译介了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莎茀;他以主编的《狮吼》《金屋月刊》等刊物为阵地,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唯美主义;抗战期间,他主编的《论语》和《自由谭》的翻译支持了文艺抗战;他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英美文学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的翻译集中体现了他对唯美的追求;他的翻译理念,尤其是"文化班底"和"护法"的思想,见解独到,独树一帜;最后阐述了研究邵洵美的翻译活动对还原中国现代翻译的真实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外译研究

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中西跨文化双向交流存在不对等的问题,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走向西方市场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在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存在的障碍及其原因。为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传播到国外,以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为基础,发现语言文字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对外译介影响很大,并针对文学作品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系统全面的介绍对外译介策略及其与数字化时代的结合创新。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高文雄笔 取信读者——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看严复译著《天演论》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涵盖了整个翻译过程所涉及的社会、道德和技术规范,为我们研究特定年代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角度,对严复译著《天演论》进行解读和阐释。通过分析,文章指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译规范:他不仅遵循了期待规范,能够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选择相应的翻译风格和策略,而且较好地遵循了专业规范,使他的译文收到了取信于读者的效果,从而使他成功地将这本西学著作译介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