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创新的特点、路径及展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治理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但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使得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治理更加合理化、程序化、规范化。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促使基层党政干部明确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的,从而有利于协调党群干群关系,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村务腐败、农民上访治理之策:规范村委选举——基于J省40个村的调查分析

村务腐败是困扰乡村的治理性难题。基于J省40村研究发现,当前村务腐败比较普遍,类型主要为"巧立名目型"腐败、"政策投机型"腐败等。村务腐败与村级权力过于集中、村务管理制度长期得不到落实有关,深层次地与村委会选举的不规范相连。村务腐败不仅阻碍乡村的良性治理,而且还会引发农民上访,进而动摇乡村社会稳定基础,造成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治理村务腐败基础性工作在于规范村委会选举,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乡村关系。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乡镇干部群体的角色实践及其弱势化：一项类型学的观察——以湖南塘镇为例

一、相关研究及问题的提出一般对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限于考察村落组织,而较少涉及乡镇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特点。农村最基层的政府组织设在乡镇,因而考察乡镇正式权力结构能透视出更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制度信息(王雅林,1998)。当前农村改革已经将乡镇推到了前沿,乡镇研究己成为研究农村社会的前沿热点。以往农村研究中对乡镇有一定关注,可是,要么从国家的视野,要么从村落的视野来审视乡镇,而从乡镇自身的角度来观察乡镇、专注乡镇的研究却很少。1当然有一些零星的论文,对乡镇的条块关系、权威(力)状况、财政状况、政权建设、机构改革…     

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与选举制度转型——以2003年深圳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英文)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运行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确认式选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确认式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维权行动,这种维权行动发展到今天开始体现为公民自觉、自主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型,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明清华北村落发展与近代基层制度变迁

明清华北村落得到了迅速发展,以乾隆前后为分界,到乾隆初期,村落已经完成大致空间布局,乾隆以后,村庄由数量的增长转变为规模的发展。与村落发展相对应,明清村落地位也得到相应提高,到晚清民国时期,村落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研究显示,明清村落的发展推动了基层制度的变迁,村落发展是基层制度改革的内生性动力。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仍然具有制度伦理价值，也即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教条式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当作现实制度摹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公有制的失误是搞早了、搞快了、搞多了；计划经济的失误是政府管得太宽、统得太死；按劳分配的失误是忽视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历史合理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失误是高估了国人的政治自觉，权力委托和运行缺乏完善的法制规范和程序安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的实践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制度特征：财产所有制模式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导；经济管理与运行模式是市场与政府相结合，以市场为主导；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导；权力委托模式是选举与任命相结合，以选举为主导。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落社会与选举制度

聚族而居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社会型态 ,我国的“村” ,基本上都是由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构成的。因此 ,在我国乡村社会的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一基本特点 ,选举制度亦不例外。本文通过对我国乡村选举制度的考察 ,试图说明乡村选举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不但要遵循民主化进程 ,而且要植根于我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土壤中。一首先 ,不妨具体地考察一下我国乡村选举制度的发展进程。从实际来看 ,我国乡村选举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最近十余年里 ,我国乡村选举制度在民主化取向上的发展…     

社区治理与权力秩序的重构——对上海市KJ社区的研究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转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的整体面貌。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也波及到了城市基层社区,剧烈的社会分化促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传统的社区权力秩序正处于变动与重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社区权力秩序的变动与转换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逻辑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一个基层社区治理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考察当代城市基层社会权力秩序的重构,借以探求其内在的行动逻辑与机制。一、社区权力与治理:一个文献综述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存在一…     

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与路径——以广州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基层治理的三元逻辑和路径框架来观察,遵循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和路径,并视治理实际采取其他逻辑与路径,有利于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广州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面临着"内在冲突和供给不充分"等深层次问题。应当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法治服务供给侧改革,重视基层法治"最后一公里"建设,从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化动能。     

日本私营企业治理的动态演进及其启示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共同决定了日本私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权力结构调整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内在关系的分析,探究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企业治理转型中职能定位、资源能力与治理环境的匹配.     

社区业主代表大会模式的制度创新——以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该如何建设,这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背景下优化社区治理、建设和谐社区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为例,论述其基层治理体制的发展过程,并对上地西里社区业主代表大会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探讨了城市社区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