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冲突:海瑞及其命运的再思考

以道德为根本的制度本身决定了海瑞的历史命运，从中西方道德之治和法律之治的对比中可看出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特征，改造这一制度的路向必须是施以法治，而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及其技术发展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难点和突破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中西方法治的本土化

西方法治在本土化过程中会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限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西方法治思想改造之后使其本土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在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几个方面深深影响与改造着西方法治使其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法治文化认同的机理与路径

中国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现在为止已经17个年头。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之后,各个省都提依法治省,然后就是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还有什么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水都来了。中国法治建设17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道路并不平坦,诚如江平先生所说的：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也就是说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具体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法治、特别是法治文化的认同度并不高。从中央到立法,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普通民众,大家对法治的理解各异,认同度存在问题。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法治 ,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需要。传统中国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 ,因此法治无由产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逐渐转变到了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法治在现代社会己受到相当重视和强调 ,本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强调法治何以在西方能够落实而在传统中国却不能的原因。本文认为 :法治的落实 ,必须以人的智性心的开发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传统西方的经验。传统中国 ,以道德涵摄一切 ,因此智性心开发不出 ,法治无由产生。     

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有:“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推行无严格程序的经验与传统决策;“官本位”,其特征是君为臣纲、官贵民贱;“以德治国”,强调对百姓“为政以德”推举贤才与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民本位”,强调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一向以“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并驾齐驱,标榜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与权力监督制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人治”、“官本位”观念,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不能引入不合国情的三权分立;“以德治国”、“民本位”、“法治”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益养分。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论法治研究的方式

国内法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亦非常重要.文章认为,法治研究在当代中国有三种方式,一是扬弃方式,通过重述或比较的方式研究西方法治理论;二是历史方式,研究法治理论在古代中西方世界的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历程;三是理论方式,从法治概念、标准、意义、路径、思维、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建构立基于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加强法治建设的今天，历史上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资源、思想资料）应该加以研究，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应该研究。本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这个话题，做了几点重新思考：第一，法家确认法治优于人治，是很了不起的；第二，整治新权贵阶层自身，是法家法治的重要方面；第三，关于法家的人性好利论；第四，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是法家法治的致命问题。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法治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概念,也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如何建设法治已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从西方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来看,西方法治建设能够取得成功,其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法律信仰在西方确立。也就是说,对法律的信仰深深的烙印在西方人的心中,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就像刻在铜柱上一样,即使是经历风风雨雨,依然能够支撑人民对法律的这种不灭的信念。西方人为什么会相信法律?法律为什么能够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与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神学有着莫大的关系。5世纪时期,罗…     

法治:中国百年寻梦

慈禧：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孙中山：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对中国来说，只是一百多年来的事情。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一直处在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权力社会中，在社会制约机制上，强调人格服从、人格依附和人格权威，权力高于法律。虽然我国古代法家也提出过“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绝非一回事。我国现代法治的产生，并不注重对我国古代“法治”的延展，而是着眼于对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吸收…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