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与日本政治

神道与日本政治盛晓明日本汉字的“政”一词读作”まつリこと”是由“まつリ”（祭）与“こと”（事）两字组成的，意为“祭事”。后来才引申出“政治”的含义。在日本历史上，“祭”与“政”的确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的“祭”是指日本本土的神道祭祀。神道原本是土俗或民俗...     

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

日本人关注生死现象与生死规律,把握生死观念与生死文化,确立生死意识与生死理论,提升生命伦理与生存质量等,以期满足现世利益和现实需求。神道是日本民族原有的宗教文化和特殊的生活习俗,神道文化是促进日本社会发展、形成日本人国民性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动因。揭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有利于推进“解日本民族文化之谜”这一事业。     

理性张扬与神道教化 --《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在晚明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观念背景下,在小说神道设教崇佛尚道的文学时尚中,<醒世姻缘传>从儒家理性立场出发,用神不尚神,体现出一份坚守传统的执着.<醒世姻缘传>理性而深刻地批判了佛道的世俗功利化,揭穿其神圣外衣下的虚假与丑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伪宗教的精神迷惑作用.<醒世姻缘传>的理性自觉亦导致作者自拆神道之台.这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小说的神道设教,却在一种更深的观念层面揭示出儒家理性精神对各类神道的本能排斥,以及文以载道传统时正统文人的深刻影响.     

论《搜神记》中的鬼神与“神道”

《搜神记》中的鬼神旨在体现鬼神之道,也即鬼神在自然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搜神记》中的“神道”,指的是具有道德属性的鬼神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的政治伦理功能.通过《搜神记》所讲的鬼神故事,无论是在精神象征的层面,还是在百姓日用的层面,浩大无形的“神道”都有了明晰的道德意蕴和现实指向,并发挥着惩恶扬善的功能,由此阐发和证明了“神道之不诬”.《搜神记》中的“神道”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魏晋现实的百态万象,也展示出时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浅谈日本国家神道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它大体上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神社神道是神道教的主流,经历了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它是从原始神道发展而来的,之后,又从神社神道分出皇室神道和学派神道。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人为地将皇室神道与神社神道结合一起,创立了国家神道。它是维新后逐步形成并加以改造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日本企业文化和神道

以日本企业文化和神道为视角研究日本人和神道的关系,从神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研究神道教义对日本人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分析日本企业中的祭拜文化、和文化、忠文化等独特企业文化和神道的关系,研究神道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作用。得出结论为受神道影响形成并存续至今的企业文化对日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符合日本企业实际发展需要的,在新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在保持神道教义和传统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改良措施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神道的建构

神仙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渊源久远."以神道设教",本是一种统治术,目的是为了强化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然而随着神道的发展演变,就连封建帝王本身也以无为有,常常沉湎于求仙问道而忘其本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神道观念由来已久,神道的宣传越来越宗教化,神仙的主体越来越尘世化,成仙的过程越来越传奇化.     

汉武帝的“神道”观与“政道”观

在社会实践中,汉武帝刘彻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心理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将对“神仙之术”的热切追求与对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巧妙地揉合到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求神之术”与为政之道。祈求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每一位封建帝王的愿望,但象汉武帝那样对“神仙之术”达到痴迷程度的并不多见。表面看来,他对“神仙之术”的痴求是荒诞不经的,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内心世界来探究,这种心理状态与其改变统治策略的现实行为之间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政道”观总是通过“神道”观表现了出来,而实质上,“神仙之术”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统治的神秘外衣。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古神道与日本民族性的关系

日本古神道产生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在阶级社会形成前后,以朴素南宇宙观、自然观、神灵观为内容的宗教意识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观念、道德观念的神血统观和明净观。古神道的这些特点对于日本民族性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     

道家哲学对日本中世伊势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在日本本土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宗教,在日本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伊势神道是日本中世神道摆脱对佛教依附、进行教义革新的产物和体现。伊势神道对神的理解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甚或其神观就是按照道家的宇宙论建立的。     

白居易“诗道崩坏”论

“诗道崩坏”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白居易所谓“诗道崩坏”即儒家“六义”诗学传统的崩坏 ,特别是“风”(讽 )的崩坏 ,其突出表现是采诗制度的废弃不用。白居易试图对业已“崩坏”的儒家诗道进行救扶 ,但最终救扶不起     

试论国家神道之思想理论渊源

本文在国内首次较全面地概括了国家神道的理论主张,并从神道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入手,系统地阐述了在历史上出现的神道思想理论形态与国家神道理论主张的渊源关系。认为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代表的古典文献,是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原典",复古神道则是国家神道的"近源"或"直接根源";除此以外,反本地垂迹说,据此而形成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垂加神道,水户学派的思想,都为国家神道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国家神道新探

神道教是日本特有的固有的民族宗教、民族文化和精神行为;在日本神道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神道是特定历史阶段即日本近代社会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统一形态;对国家神道的哲学阐述,有助于解明近代日本的政治非理性的思想动因。     

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儒家学说从性善的人性假设出发 ,以和谐为价值观念 ,为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 ,建构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 ,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道德精神财富 ,这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仍有借鉴作用。有必要引入儒家“仁”的思想 ,养成大学生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习惯 ;引入儒家“义”的观念 ,建立大学生现代义利观 ;引入“礼”的观念 ,树立大学生文明健康的道德形象 ;引入儒家强调“仁且智”的观念 ,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化人才 ;引入“信”的道德观念 ,提高大学生自我道德修养。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