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广西高校培养面向东盟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路径探索

面向东盟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贸易迅速、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高校应通过转变法学教育理念、明确培养类型、提升师资水平、实行合作办学、采取多元化培养措施等途径,以实现加快培养面向东盟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目标。     

面向东盟的广西国际化旅游人才培养研究

广西处于中国—东盟旅游业交流与合作的前沿位置,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迅速发展,但面向东盟的国际化旅游人才仍然短缺,这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广西旅游业人才的现状、问题与不足,并从旅游局、旅游院校、旅游企业等角度对面向东盟的国际化旅游人才培养提出了思路与对策。     

广西东盟小语种人才的开发现状及发展策略探析

随着广西与东盟合作关系的日趋紧密,广西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表现在人才发展规划的落实、培养的层次结构以及人才的流通调配等方面,当务之急是根据广西东盟小语种人才的开发现状,加强人才开发监管,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拓宽人才流通渠道,以求广西东盟小语种人才得到更好地开发。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目标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基本目标的分析,自贸区建设应是受经济利益主导的,而战略目标则是在自贸区推动的进程中逐步明确和发展的。未来一个时期,自贸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促进作用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如何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视角评价中国—东盟自贸区,需要从思路上作根本的转变。     

创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的不竭动力

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这得益于双方不断创新。组建自由贸易区、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均是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重大创新举措。尤其是双方积极合作,把新机制、新举措落在了实处,并使之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惠及中国和东盟各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在今后双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继续坚持创新,积极增强合作活力。作者建议:双方政府间应继续坚持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企业间合作应以创新为本。坚持开拓创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必将带来“双赢”的局面。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的语言发展战略探讨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加快了广西与东盟在各领域的交流,小语种人才的庞大需求及东盟国家的＂汉语热＂等新形势呼唤全新的语言教育政策。广西区域语言战略的制定应着眼于发挥区位优势和整合本地语言资源,从东盟语种教学及面向东盟汉语传播两个层面加以着力。     

地区秩序转型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再塑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并出台了具有地缘政治大战略意义的"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要重构地区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印太"版本。这种变化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开始趋向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张力将不断压缩东盟引领区域合作的行动空间,并从地区凝聚力、中立立场、制度效能及秩序环境等方面挑战东盟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不过,区域内外主要国家仍然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纷纷表示将会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这或将间接为东盟在地区秩序转型中维护和重构中心地位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

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应对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各自发展战略目标的创新实践,也是双方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又面临相关合作的顶层设计不完善、数字治理滞后于合作需要、存在巨大"数字鸿沟"和其他国家激烈竞争等挑战。为此,中国与东盟应以"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加快各方政策深度对接,共商数字经济合作规划,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区域数字治理,防范和对冲其他国家干扰,提升双方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水平。     

中国—东盟区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分析

中国和东盟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不仅是中国国家整体外交的需要,也是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金融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与东盟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主要表现为银行边贸结算和互设金融机构。中国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等机遇,完善合作机制,分三个层次展开与东盟国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     

福建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对策建议

东盟历来是福建高度重视开发的传统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后,福建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东盟已成为福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福建应采取进一步措施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争取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中国在东亚不同经济合作模式中的经济利益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不同的经济合作模式,即“10＋1”、“10＋3”以及“10＋6”中的经济利益。分析结果表明,从直接的贸易投资利益、间接的宏观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来看,中国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其次是在东盟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在日、韩、东盟的经济利益都远远超过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经济利益。然而,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来看,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安全至关重要,而日、韩、东盟则对中国的成品油进口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对比研究中国从“10＋1”到“10＋3”、以及从“10＋3”到“10＋6”中的经济利益增量以及成本增量,本文认为,“10＋3”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其他合作形式对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适当加以考虑。     

浅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合作的现状及对策

泛珠三角经济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而东盟则为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提供崭新的大平台,双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互补性合作。通过分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地区合作的现状、面临的障碍及原因,提出进一步加强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合作的对策。     

论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1967年东盟的成立为其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此后,该机制便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中。东盟区域安全机制为什么会得到创设和维持？它又是怎样随着时间演变而发展变化的？试从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视角来对这一过程加以概括分析。     

1967～1991年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

东盟成立时印度对其反应冷漠。在最初几年里印度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对东盟这个地区组织重视不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印度开始重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是受美苏冷战以及印度与大国关系的制约,印度的东盟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研究冷战时期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印度东盟关系。     

东盟对中国FDI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

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990-199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总贸易额、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投资额的增加对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具有显著影响。1998-200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对贸易的贡献率比1990-1997年间要小,东盟对华投资也不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论《东盟宪章》的签订对东盟的意义——从国际组织法的视角探讨

从国际组织法的角度来说,《东盟宪章》正式签订,赋予了东盟这一国际组织以法律地位,还对成员国具有拘束力,同时使东盟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原则,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区域性组织,从而改变了它长期没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状态,对加强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南宁与东盟各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加强南宁与东盟各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成为了南宁市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Policy transfer from the UN to ASEAN: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c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UN) to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TIP). It presents pioneering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analyzes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policy transfer between the UN and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regime complex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used to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state-centric policy transfer framework. We argue that the UN-ASEAN policy transfer in TIP is characterized by a two-step process, starting with transfer from the UN to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followed by synthesis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consensus-based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in ASEAN restricts transfer outcomes to a common low base of national preferences, which is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The ability of stakeholders in the TIP field to steer lesson drawing, emulation and coercive transfer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allows them to influence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At the same time, policy transfer to ASEAN is shaped by “forum-shopping” by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TIP regime complex,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tween ASEAN and other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solving TIP-related issues.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