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外交合作－－兼议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

王宠惠与顾维钧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二人有相似的求学、从政经历,对民国的政治尤其是外交颇多建树.二人共同参与了民国的多项外交决策,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本文将通过对二人家事、求学、从政、交谊的简单梳理,分析二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外交表现,以期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     

民国外交名宿--颜惠庆

在清末民初留学归国的诸多人物中 ,颜惠庆的经历较为特殊。他参加过清廷组织的留美毕业生考试 ,成为一名洋进士。从教育界进入外交界 ,管理过考送留美学生及筹备清华学堂的事务 ;组织过东三省大瘟疫的防治工作 ;多次为争取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外交斡旋。他担任过清末外务部参议、民国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显赫的政治生涯使他成为一代外交名宿。     

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

民国时期诸多"学人"任事于外交,此乃近代中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时间以来职业外交官对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人事结构之重组和"学人"自身角色的转换,并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变化则与当时国内社会生态以及现代外交发展相关联.     

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20世纪初,世界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互动机制(如多边组织、会议、条约)解决问题,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因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倡导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同时,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精通国际法,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巧妙掌握"原则"与"让步"的分寸,为收回国权、声讨侵略、争取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尽管多边外交有不尽人意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外交家利用多边外交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所做的努力。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民国职业化外交成效的检验——以陈介外交活动为考察中心

职业外交官陈介的出现是民国近代外交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之一。在对外交涉上，陈介积极务实，多种策略的推进中国外交发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介的外交工作对民国外交运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事外交工作对陈介的个人命运又产生很大的影响。陈介外交活动的价值在近代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彰显，二者互动明显。作为民国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之一，陈介的外交贡献也是民国政府努力推进近代外交体制的成果体现。     

晚清留洋出身的驻外公使知识结构述论

晚清出身留美幼童、同文馆留洋生、海军留欧生以及教会资助或自费留洋归国学生的驻外公使,虽因主修专业、留洋长短、留学方式等诸种因素的制约,知识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外交水平参差不齐,但是,经过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洗礼,相比国内传统与新式教育出身的同行,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更加出众,西学知识更为全面、系统,外交综合素养更胜一筹。留学生积极投身外交,不仅极大推动了清季使臣群体的新陈嬗代,亦为民初我国外交近代化与外交官职业化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浅谈周恩来外交风格

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他长期主持我国外交工作当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尤其是他独特的外交风格,开创和建立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为我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博士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留学美国者人数最多、质量最高。留美博士90%以上集中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绝大多数留美博士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发展,成为美国学术与科技队伍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回国发展的留美博士在中国教育、科技与工业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是"海归"中的佼佼者。作为高端智力人才,留美博士群体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顾维钧外交策术评述

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文章对他近半个世纪外交实践的成败得失进行梳理,总结并评析了他审时度势、恃理以折、通权达变、急难从权、言以动人、预留后路、得以偿失、超然内政等外交策术。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半途夭折,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然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个主要方面,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加速了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近代中国使领人员薪俸待遇之考察

使领人员薪俸是指国家供给外交官领事官职业的物质报酬。近代使节制度形成之后,按照世界各国普遍的共识,外交官、领事官应该在驻在国保持上流社会的生活标准,以树立尊荣的国体形象并保证完成本国政府的使命。但中国近代遣使设领以来,外交官、领事官薪俸待遇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存在明显落差,甚至常常受到欠薪或经费不足之困扰,以致各种陋习丛生。总的来说,中国使领人员薪俸待遇从清代至整个民国变化细微,而外交事务却日趋繁多,所以当时有所谓“先成百万富豪再做外交官”之说。     

辛亥革命与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体现的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整合。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主要在于它在国家体制上有过重大变革———从封建专制制度变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正是在资本主义政体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 ,经过破旧立新 ,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的外交机构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而且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 ,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外交战略与成就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近五十四年,在外交方面,成就斐然。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联系的地区和领域越来越广,国际地位与日再增。这些成就是新中国的成立和综合国力增强的结果,是我们党和国家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奋斗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辛勤劳动的结果。展望未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欧建交原因探析

20世纪 70年代 ,中国与欧共体分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 ,分别属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 ,然而 ,对于中欧建交存在的有利条件有 :1 国际形势十分有利 ;2 中欧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3 由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4 欧共体成员国分别与中国建交奠定了基础。基于以上原因 ,中欧在 197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而揭开了双边关系中新的一页。     

中国外交活动中涉台问题研析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台湾问题,首先应对我国外交活动中的涉台问题进行分类与细化分析。中国外交因台湾而引发的难题大致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代表权之争、台湾拓展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而引发的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和国际经济与文化领域存在的涉台问题等。而这四类难题的出现与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密切相关:许多国家不断发展对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对台策略以“政经分离”为基调,特别是近年出现“以经促政”趋势;部分国家事实上认同了台湾的“政经实体”地位;“维持现状”、“避免用武”日益成为多数国家对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等等。这些都构成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国际压力。中国一方面需要努力使“和平统一”方针和对台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考虑世界各国对台湾问题的意愿和诉求,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做必要的政策调整。     

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世界因素

中美关系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实现历史性的缓和 ,联合国、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时代主题变换这些世界性的因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71年联合国通过 2 75 8号决议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迫使美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做出选择时 ,只能选择中国大陆。这一事件对于推动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达成《上海公报》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受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趋势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影响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简析台湾当局的国会游说活动

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决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为此,台湾当局对其游说活动不遗余力,成为台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冷战结束前,台湾当局就充分认识到美国国会在对外决策上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国会外交”。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变迁和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加大了“国会外交”的力度。在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下美国国会作出了诸多消极的涉台立法活动,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为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