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叙事中的“间离”手法

作者、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布洛提出"心理距离说",到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再到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出"间离效果",这种作者、作品和读者相分离的观点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在以上三种重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手法,以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霍尔斯托梅尔》为例,分析叙事文学中"间离"手法的运用。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语境·模式·规则——“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的话语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大都突出与强化了爱情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革命、战争等公共社会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 ,几乎绝大多数爱情叙事都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宿命。从作家们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接受效果的背反中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机制——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这三项功能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追忆与重构——“寻根”小说历史叙事论

中国建国以来的小说历史叙事历经对于“革命史”的讲述以及“文革”史的反思之后,直至“寻根”小说这里,才开始由民族文化史的美学意蕴维度启动了一个浩大的历史重构工程,并从此真正动摇了中国悠久的传统历史解读模式。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论《非烟传》在“才子佳人”叙事文学演变中的地位——兼论“才子佳人”叙事文学以诗传情定情在唐代的确立

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爱情诗，不论它们在小说中构筑情节等多种的文体功能，而仅从诗歌内容、成就、作诗原因、方式和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就是男女主人公在爱恋婚配中种种情感表征的对外宣泄，是一种不能遏抑的自然行为，表达多种真诚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它们的根本价值在于婚恋中的传情定情作用。并且，诗融入婚恋小说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到唐代始蔚为大观，而《非烟传》又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确立了后世“才子佳人”题材以诗传情定情的范型。研究“才子佳人题材的叙事文学”，梳理中国源远流长的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过程，特别是用力于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前期这一研究薄弱环节，将对“才子佳人”题材品类概念、特征、篇目审定起到积极的廓清作用。     

跨越与交融中的内心质询——论陈谦小说“跨域女性”的心灵叙事

桂籍海外华文作家陈谦在自我审视与内心质询中实现了“自我”言说的建构，展演了跨越与交融的多重属性以及智性的生存哲学；通过细致而绵密的语言，陈谦的小说也表达了“跨域女性”心灵敏感而柔嫩的感知力。直击跨越中的内心真相，书写交融后的心理真实，陈谦小说通过文字还原跨文化场域间的心灵体验，最终建构起独特的书写“跨域女性”心灵世界的叙事伦理。     

论“东方列宁学”的产生——20世纪列宁学说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之一

２０ 年代形成的对列宁学说的传统认识,由于受“左”的思想倾向影响,偏重于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角度理解列宁学说,对列宁晚年关于经济建设的学说研究不够,而且存在着任意“拔高”列宁思想的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所谓“西方列宁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定、歪曲和攻击列宁学说。８０ 年代,东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把对列宁学说的研究扩展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领域,尤其是扩展到列宁晚年思想的领域,论证了列宁学说的科学性,维护了列宁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地位,由此产生了“东方列宁学”。     

中国网络小说：公共领域与“三观”叙事——以烽火戏诸侯的网络都市小说为例

中国网络小说起于民间、兴于网络,它以受众需要为本位,以极致化、多元化的表达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藩篱,涵盖了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小说类型样式。虽然在叙述形式上略显鄙俗粗糙,但其题材内容广泛周至,表达奉行“受众本位”所致的多元化与极致化,真诚坦率、直入人心,是以聚拢了数量巨大、身份庞杂的受众群体,无形中为不同地域、职业与阶层的人们提供了沟通交流的话题平台,业已初具“文学公共领域”雏形。其中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创作的网络都市小说与现实的关联性最强、叙事形态与三观呈现的契合度最高,是其中较具公共气象的重要代表。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美国犹太文学“第三代”现象研究——犹太叙事中的民族身份建构

自美国犹太文学产生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其不仅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犹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在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作品的平寂、发展与颠峰时期,"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更加注重犹太性的特征描写与宣扬犹太的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犹太性的回归阶段,思考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历程,无不体现了新生代美国犹太作家对于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精神家园的寻求与失落——论曹禺的《雷雨》和毕基初《魔鬼的纸牌》中的“母子恋爱”情结

20世纪初期 ,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审视之下 ,受到现代作家最为严峻的拷问 ,曾被封建礼教所不容的封建大家族中的“小母亲”和“大儿子”之间产生的恋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被现代作家重新审视 ,成为作家否定摧残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 ,肯定女性正当人性追求的武器和瓦解与颠覆男权文化中心话语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