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

甲骨卜辞中的“四戈”即指四方。殷都内的居民依居住方位分为“四单”，而“伍’’是最其层的居民组织。卜辞中的“四巫”指的就是文献中的“四灵”，即“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功能社区“集体户”对迁入人口的选择

1、城镇居民中的“集体户”是一种特殊住户,并非全是过集体生活的居民,还包括尚未按家庭户户籍安排了的“非农业人口”。这其中,虽然相当多的人是在其户籍所在地生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已远离原本的城镇社区,本该是已经移居了的“迁移人口”,但仍算作原户籍所在社区的居民。由于 这个集体户口是其“非农业人口”身份的合法证明,中国独有的城镇居民户籍管理办法又限制了农村社区居民进入城镇作为家庭户的机会。所以不少努力进城的人们,常常把“集体户”作为一种过渡,即欲改变自已“农业人口”身份时,必须首先把自己的户籍由农村转入“集体户”,等条件成熟以后,再从“集体户”转出户籍,建立自己的户籍簿,成为城镇市民户。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人口城镇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甘肃省博物馆藏《天庆寅年“七五会”集款单》再研究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行草书《天庆寅年“七五会”集款单》的重新释读，指出：文献中的“七五日”与佛教的八识有关，该文献是西夏时期凉州地区某个民间宗教会社的集款单。     

居家抗疫药物切忌随意混搭

<正>当前，“备点儿药”成了很多居民居家抗疫的选择。与此同时，多张新冠药品清单在网上流传，然而，盲目“照单买药”并不靠谱。有些药看上去像中药其实是复方制剂网络流传的各种“居家抗疫”常备药物清单里，除了维生素C，还包含风寒感冒颗粒、连花清瘟、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中西药，有些清单还标好了吃药的顺序。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普通家庭钱往哪投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城乡居民储蓄动机”的一项调查,有44％的居民储蓄动机是“为女子教育作准备”,有38.4％的居民储蓄动机为“养老、医疗”。笔者结合城乡居民储蓄的几种动机,提出新的建议,供大家参     

居间合同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及“跳单”——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号》为例

媒介居间可包含两个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居间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跳单”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分为可归责与不可归责的两种。利用居问人的独家信息而“跳单”属于可归责的“跳单”。可归责的“跳单”,应当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对独家委托也可以“跳单”。违反独家委托条款不能认为支付报酬的“条件成就”。     

权益分配、制度设计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规“人为”地把全国居民分为了“农业户口”居民与“非农业户口”居民,由此构建起一套不平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当前,要顺利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内需”,必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群体的权益分配问题。为确保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必须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协调好相关群体的权益分配。     

《周易》“元亨利贞”歧解辨正

“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分歧也最大。明其义,一是应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找准与《周易》所用的相关意义;一是应从卦爻辞用法上考察,锁定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元”为“大”义,“亨”为“亨通”,“利”为“利于”,“贞”为“占卜”、“占问”。四字联用,“元亨”为句,“元”为副词,作“亨”的修饰语,表示“大通顺”、“很亨通”;“利贞”为句,“利”修饰“贞”,表示“利于占卜”。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孔子礼学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 ,它是对濒临崩坏的古礼的承继 ,又是中华礼文化得以形成并传衍久远的端绪。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 ,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 ,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周礼》"灾荒"概念释义

《周礼》中的灾荒概念为研究灾荒史者所熟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多以对灾荒概念的常识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灾荒史,即从经验性常识认知原生态常识。这种认知虽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反映《周礼》灾荒概念的原貌。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源于何处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之说表明李大钊、陈独秀五四时期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心中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则表明陈、李两位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巨大作用."南陈北李"一说为人们所熟知,而"北李南陈"一说则鲜为人知,究竟源于何处,黄仲苏的回忆录对此作了回答.该说还表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劳和贡献并不比李大钊少,对其评价也不应比李大钊低.     

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及影响

孔子思想产生于西周末年"天"与"德"相分离的文化背景中,立足于原有的"德"规范,通过"崇德辩惑"而推演出一套以"仁"礼"为核心概念的思想体系。崇德为仁,辨惑为礼,仁与礼是双向互含的统一体,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孔子通过对仁礼关系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礼--命--仁"的思想结构,其中"命"影响着仁与礼能否合一。应把孔子思想的这种整体结构置放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在特定社会实践中予以检验和把握,从而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离骚》结构的深层解析

关于《离骚》结构的研究,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学术课题。《离骚》主人公灵均经历了“四重境界”,全篇可以划分为四大段落。主人公的心灵历经四大阶段,最终将“心灵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主人公在“四重境界”的活动,不仅符合形式逻辑的“因果律”,同时也符合辩证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定律”。但是,《离骚》主人公的情志变化的结局却是“悖反”的,这就使得《离骚》的结构成为一种“两难结构”,一种永远开放的结构:它使《离骚》获得永恒。     

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