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新思路

民族地区小康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全局性的高度看,国家充分运用宏观调控这一只"看得见的手",是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必要条件;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则是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充分条件.只有把这两只"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本世纪头20年将广大民族地区建设成为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伦理法"

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价值要服从真理.但是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动、实现"天人的合一".这是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生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对人性内在完善的不懈努力,对"天人合一"的泛道德的执意追求,含有一种以善为最,以善为真的内核.通过"法自然",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恢复或加强人际间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使人伦达到自然的和谐.从而,衍生出中国特有的伦理法.     

外资银行“圈地”中国农村

经济界遵循"二八原则",即20%的人占据80%的财富。因此,国内20%的高端人群已成为中外银行争夺的焦点。然而另外80%人口中最弱势群体——农民阶层,近来却引来外资银行的目光:外资银行纷纷递交入市"申请书",下乡"赶集",拼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蛋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提高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理论指南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重申了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它为企业民主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持.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工作指南,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推动企业发展,实现广大职工的最大利益.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

邓小平"三农"思想,是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遵循"只有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突破传统农业观念,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科学创新.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摆脱困境,转型发展,亿万农民奔小康,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邓小平"三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行"观视角下的写作教育

知行关系失衡是导致写作教育低效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在写作教育的观念、教材、教法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写作教育既然是教育的一项科目,就必须遵循教育的普遍规律,并尊重写作的特殊性.写作教育要达到"知行合一"与"知行并进",应该从新的理论背景下创新教育理念.知识形态上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并进,思维方式上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并进,训练内容上知识领会和技术运用相结合,应该成为当前写作教育的三项主要任务.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旋转的"认同环":"福街商会"的象征与仪式

"福街商会"是草根民间商会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合法化的组织形态,它酝酿产生的民族志故事表明,社会群体认同是流动不定的.社会人属于某一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当其所属的"认同环"呈现强势之时,该社会人就以此类"认同环"属性表现出利益诉求,而其他的潜在认同属性则暂时被掩盖.社会群体认同的流动性决定了社会群体认同及其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流动性与可塑性,"福街商会"这一官方与民间共建的政治共同体,包容着福街草根民间组织、福街管委办和福区总商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认同.他们各自的"认同环",时而为"隐性认同环",时而为"显性认同环";时而其间产生矛盾对立,时而其间产生交叉甚至耦合.这种类似"旋转"动态的"社会认同",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重建过程中的多样性与过渡性等特征,它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余数生命":基于疫情健康码的伦理反思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借助健康码一些新发地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工具性的健康码在运用中被异化为参与共同体生活的准入标准,无码者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实质性地悬置.即便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只要没有健康码,就无法参与到共同体之中.无码者作为疫情中的"余数生命",难以被共同体所接纳."码"时代如何安置"余数生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难题.应该发挥伦理实体的作用,实施弹性的政策,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并秉持人是目的原则."整数"拥抱"余数",才能让人们重新在一起.     

中小企业在循环经济转型中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小企业也造成我国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文章通过分析循环经济转型中信息不对称、污染处理成本过高、技术创新资金缺失等问题,提出大力发展环境信息服务业,实现企业内部循环,建立污染治理公司,循环型企业和加强政府职能等对策,加速中小企业向循环经济的顺利转型。     

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内涵与模式研究

~~3.慈溪模式慈溪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充分利用西部广阔的市场空间建网点销售本地商品 ,利用西部丰富资源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参与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从 80年代中期开始 ,慈溪一些个私经营户瞄准中西部广阔市场 ,带着本地生产的服装、鞋帽、小家电等产品闯市场 ,十几年下来 ,已经在新疆、四川、陕西、甘肃等 1 0多个省 (区、市 )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仅成都金牛区就集聚有 2 0 0 0多名慈溪经营者 ,每年经营的慈溪产品达 1 0多亿元。新疆乌鲁木齐沙衣巴克、天山等区则活跃着 1 60 0多名慈溪经营者 ,每年在…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在深入研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选取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中,选取合适的样本数据,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强,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技术创新合作网的演化机理与特征研究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网络系统既具有某些已被发现的组织结构的共性，也还有未被发现的内在演化机理和特性．本文在对复杂网络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合作实际，提出了节点具有竞争力的社会合作网络多阶段演化模型和算法，并通过数值模拟和实证研究，对网络的演化机理和小世界、无标度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试论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

我国新通过的<合同法>用九个条文规定了"交易习惯"的适用.这里的"交易习惯"即指习惯法,其成立要件是第一,须有为人们所信奉的有法一样的拘束力的习惯存在;第二,其内容须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交易习惯"在合同法中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补充合同法适用的效力;优先于合同法适用的效力;解释合同标准的效力.     

“八荣八耻”的道德继承性与创新性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炎黄子孙的宝贵财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道德方面来审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凝聚了传统美德的精华。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史,可以认为,“八荣八耻”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模范遵循的行为准则。当前提出“八荣八耻”,很好地适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层面看,“八荣八耻”具有创新性,表现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突出了时代特色,赋予了崭新内容,创新了表现形式。     

《宋刑统》其书与宋代礼法

《宋刑统》一书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 ,足证赵宋承袭唐制 ;《宋刑统》不是《唐律疏议》的简单翻版 ;由《宋刑统》增加而为《唐律疏议》所无的文字 ,可知宋朝礼法不完全等同于唐代礼法     

循环经济与云南农业发展

循环经济是一种善待地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云南农业要发展循环经济,应采取进行广泛的生态文化宣传;大力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快生态农业的发展,形成新型综合农业体系;重视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措施。     

《阿尔弗雷德法典》与英国社会的变迁

《阿尔弗雷德法典》的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但阿尔弗雷德法典时期构成了英国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一环,法典反映了英吉利王国统一前的社会梗概。通过阿尔弗雷德法典的研究,既可以明晰这一时期盎格鲁-撒克森人封建化的基本情况,同时可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封建社会形态的科学论断。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