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美人”到当代“美女”——称谓、认同与文化走向

中国古典时期的作家常自喻为"美人",今天则有不少作家被冠以"美女作家"称谓。称谓的变化折射出认同的变化,背后则是古典文化与美学精神的变化。"美人"作家,其内在精神气质偏"悲",这种"悲"性精神正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化内在气质的特有表达;"美女作家",其内在精神气质则趋于"乐"性,这一精神也契合了当代文化娱乐化发展的时代精神。作家称谓从"美人"到"美女"的嬗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美人文学的终结和美女文学的兴起,意味着古典文化与美学悲性精神有一种向娱乐化以及深层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一脉相承的文化嬗变趋向。     

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1912年至1922年,张资平留学日本。在日本,张资平虽然修的专业是地质学,但他始终潜心于文学。当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风靡一时,张资平首肯并迎合了这个思潮。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受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技巧的娴熟受益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发展的道路也深深地刻下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诚然,张资平自然主义文学有别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质。在艺术的社会意识感和低级趣味的艺术追求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张资平的作品就比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显得突出。究其缘由,是中日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特质。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心领神会式的艺术互动 --论西方文学思潮对张资平小说的影响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传统文学政治话语功能的淹没性浮现,这与他钟爱的"平面化写作"、"赤裸地展示性爱"共同形成其接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三大板块.弗洛依德学说对张氏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性恋小说多写性压抑、性变态及性意识的潜在流动,写人物纵欲时的焦躁与解欲后的迷惘并由此摆动于生与死的两极之间,这些都暗合了弗氏理论.     

张资平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20-1927)

张资平在1920至1927年间的读书经历和创作情况表明,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一直显在或潜在地吸纳和彰显通俗文学的某些趣味,并揉之以一定的现代视域。张资平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深受客家山歌中求爱/思恋等叙事模式的影响;推崇自然主义作家以科学方法解剖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笔法;同时,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世俗趣味。     

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张资平是“五四”新文学草创之初影响深远的小说家。受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张资平形成了自已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重视科学的描写、暗面描写，强调人的“自然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和创作手法上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张资平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高峰，其露骨的描写也震撼了中国文坛。名利欲影响了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每个阶段，也是最终导致张资平恋爱小说走向滑坡的主要原因。     

青海当代回族文学纵论

青海当代回族文学在经历了 5 0多年的发展后 ,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品质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困惑与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其内在深刻的文化成因 ,以及不同作家的不同经历、知识结构等因素而形成的。本文系统梳理了青海当代回族文学的发展进程 ,并从文化视角加以审美观照。     

自然主义与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受自然主义文学观影响,张资平注重从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角度观察、挖掘人的"自然性",强调人的生物本能,大胆展示赤裸裸的人性,尤其是人的动物性及性欲对人类生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追求真实自然、客观展示,反对人为的"典型化"及过分的人工技巧与雕琢,强调描写的"精细与准确",力求通过自然的描绘,表现具有生命活力、血肉丰满的真实的人.对于自然主义文学观念、表现手法的自觉借鉴使张资平的创作呈现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风貌.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在启蒙思想与文学趣味之间——早期周作人文学与思想探微

从文学、文化方面进行思想启蒙事业,是周作人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为自己择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依据自己多方吸取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不断调适启蒙思想与自己的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以使其启蒙思想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实现,从而达到改革现状的目的.本文探询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从事这一工作的历程,借用"原鲁迅"的说法,可以说是试图回到"原周作人"的一种努力.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传统

尽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以其反基督教文化为其基本思想倾向和特征的,但基督教文化传统并未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消失或引退,它反倒作为一种沉重的背景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决定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并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不时地回荡在现代主义作家的内心深处,最后又必然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从基督教的面向上帝很容易走向现代主义文学的面对内心,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人在失去了上帝之后,更容易关注、聆听和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经常表现的主题之一是异化,但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异化观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却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反倒同基督教思想颇为接近.     

论客家文学的自觉

20世纪末,客家文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冲击波,作为文学自觉的几大条件业已形成,多元寻根本身已包含了客家文学脱颖而出的信息;在摆脱了伦理功利的束缚,客籍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以审美的眼光对待自己的文学实践,形式的多样化、流派的初步形成、以及作品风格的个性化等,无疑正展示出客家文学将有辉煌的前景。     

民族个性的文化审视——苗族作家王月圣民族文学创作论

作为二十世纪末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有影响的作家,王月圣的创作体现出独特的民族个性。从无意识寻找 民族个性"到有意识形成创作思想,关注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学精神相呼应,逐渐步入民族 大文化"的视野     

诺贝尔文学奖中的“犹太现象”及其文化机理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犹太裔作家占有惊人比例,诺贝尔文学奖中“犹太现象”的文化机理在于:犹太人散居世界所形成的多重性文化身份及与西方居住地社会的文化则。认同;犹太民族历史境遇和文化困惑的“标本”意义及犹太作家对此进行的形而上消解运用;犹太裔作家在文化思想、审美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突出的整合精神,以及他们特有的语言条件。犹太裔作家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优势”,其获奖的内在机理昭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规则。     

张资平"走红"现象的大众文化考察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张资平在文坛的“走红”现象,会发现其创作的商业化意识、文本的意识形态疏离以及独特的读者构成等是其赢得市场的关键。研究张资平的“走红”,还能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论转型期客家文化语境中的爱情观

客家文学具有乐观、浪漫、自矜、坚韧、既坚守传统又自由放达的多元文化品格,这决定了客家文学中的爱情是一种浪漫化、理想化、摈弃功利的侠骨柔情。在现代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中,其形态与取向虽与前大相径庭,但大胆、炽热、执着与九死不悔的精髓仍然留存在当代客家文学中的爱情、尤其是女性爱情的血脉之中。且以《周渔的火车》与《客家魂》为典型案例。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从虹影的城市叙事看城市文学的危机与契机

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使得"城市"一词成为中国最为显赫的主导性话语,城市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城市文化占领了中国文化轴心位置,这使得文学创作主体已经不能对日新月异的城市无动于衷了.城市极大地冲击了作家的生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倾向、创作姿态以及审美品位都造成影响.虹影重庆书写从其内在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叙事视角展示的互补性和审美情感表达的共鸣性都表现了城市文学新的审美潜质.     

现代性与现实主义的巧妙融合——马尔克斯文学观对中国后现代创作的影响分析

马尔克斯强调具有"现代"色彩的《百年孤独》是一部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它以生活中的现实为依据,就跟梦境一样,从而奠定了作家本人文学认知的主基调:从生活中的现实出发进入到想象的奇异现实。马尔克斯的文学观和创作思想,其中对涉及到中国作家对人的观念的调整,思维中心的转移和艺术模式的突破与创新等方面,其产生的影响力表现为激活或唤醒。分析这种影响力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异质化作用,在于弄清它是怎样激发出中国当代作家魔幻写实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重视作家个人独有的精神文化品质和对中国文学地域性血缘文化进行新的追寻的。检讨这种在马尔克斯创作思想的启迪和反思中的文学探索,是怎样在背负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历史重任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实践中,将那种所谓的"思考后"写作与"思考前"写作融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