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刘运兴《尚书·盘庚》，反映商玉盘庚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徙都，这是商朝中叶复兴的一个重要事件。文章的内容，记盘庚将迁都时，臣民安土重迁，惰性养成，群相咨怨非议，盘庚于是颁命告谕之，采取果断措施...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中国寓言产生的时间新探

关于中国古代寓言产生的时间,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始于战国。白本松在《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早期的发展》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寓言至少始于殷商中后期(即公元前十三世纪)。其理由是: 一、寓言脱胎于比喻,而殷帝盘庚在劝说臣民迁都时,就有许多比喻。如“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这里他把不愿迁都的臣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盘庚迁殷地点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代考古的深入,盘庚迁殷地点问题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盘庚迁殷地点的观点,可大致分为:单纯反对盘庚迁殷小屯殷墟、坚持盘庚迁殷小屯殷墟、盘庚迁都偃师、盘庚迁都郑州、盘庚迁殷洹北商城、盘庚一世两迁六类。学术界之所以对此问题存在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在于对文献中"殷墟"概念界定的分歧、对文献记载中"迁殷"与"治亳"关系理解的分歧以及商代考古学文化体系的不完善。     

试谈《尚书·盘庚》中的“众”

《尚书·盘庚》是研究殷商史的珍贵资料之一。其内容不仅囊括了盘庚迁都于殷的前后经过,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众”的十二处记述,深刻全面的探索这十二处记述的“众”,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商代“众”(包括“众人”)的身份和地位。本文拟就对《盘庚》篇中“众”的浅析,谈谈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 关于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持不同的看法,相互间分歧很大。王宇信同志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中对彼此间的认识曾予     

礼乐与先秦文化

武王克商、周朝开基,不仅是社会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由此产生质的转化和飞跃.商周两朝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具体地说,商王朝在政治上以绝对的人间暴力作为统治方式,在文化上以绝对的天命神学作为统治依据,两者是相辅相承的.例如,商王盘庚在实行迁都于殷的计划时,曾遭到许多执政贵族的非难和抵触,于是盘庚一面用暴力相威胁,一面用天命相劝诱,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了殷商末年,王朝的统治已如积薪累卵,岌岌可危,纣王仍然迷狂地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不可动摇的.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粗糙的天命论已失去维系人心的效能,赤裸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唐宋时期关于定都与迁都之议

唐宋时期我国政治重心发生着重大变迁,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心的关中、洛阳地区趋向衰落,国都东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定都关中的经济、政治弊端早在唐代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与警示,而北宋定都开封虽然借助了东南漕运之利,有助于宋初政权的稳定,但军事地理形势上的先天缺陷又成为靖康之难中汴京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在民族战争频繁激烈的南宋时期引起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的积极响应,迁都关陕、襄邓奏议在南宋前期曾经是确保社稷安全、进而恢复中原的中兴良策,遗憾的是最终都被束之高阁.反思唐宋时期的迁都之议对今天全面的认识历史上的定都与迁都的成因有很大的启发.     

殷是国号、王朝名号考

自西周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殷”是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时的国号、王朝名称。殷墟卜辞发现后,罗振玉首创新说:“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此说先后得到了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专家的认可、补充和发展,在学界颇有影响。现在,距罗振玉提出此说已80年了。依据周原甲骨及文献史料看,因盘庚徙都后国号仍可用商为国号而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并不与史实相符,不足信从。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 ,而实际上德治要求的是政治统治应该符合伦理道德 ,它包括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德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是我们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键。     

“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

我对於陆侃如冯沅君两用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稿,现在只提出两点意见: (一)中国文学史稿讲商代文学只讲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而不讲尚书巾盘庚等篇。他们的理由是“尚书中的……商书事实上还是後代人写的或追记的。”(文史哲1954年7期)抱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陆冯两位先生,还有些人认为甲骨卜辞和殷代金文篇幅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个字,而盘庚三为每篇都有几百个字(盘庚上篇578字),因而怀疑盘庚是後人追记或修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有问题。1.卜辞是刻在甲     

注意从文化形态上研究近代社会

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动,本质上具有文化转型的性质。文化转型这一视角更能全面反映近代历史的变迁。本文拟就如何从近代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层面、思想文化层面拓展和深化研究谈一点看法,以为抛砖引玉。     

殷墟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约2公里的小屯村周围,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殷墟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所引《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朝后期的都城址遗。商朝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王(见表Ⅰ)。     

《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

<尚书·盘庚>是研究盘庚之政的重要文献.<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从《盘庚》看商代中期的王权

有商一代 ,王权在与神权和族权的相互利用和不断斗争中逐渐加强已是一个不争之事实。本文仅就《盘庚》篇所体现的王权在迁都中的功能和作用浅析商代王权在这一时期的特点。经过商代前期近三百年的发展 ,到盘庚时期商代王权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基本控制了族权 ,并且控制了部分神权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武丁时期商代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态分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然而,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是一个且演且进的过程,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值得深长思之。历史条件、时机、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因素、道德水平、心理定势等方面,对民主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必     

对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中国的政治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变革和发展,在每一个固定的时代都给了当时的政治最可靠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但是以往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是荡然无存,优秀的文化被保留和继承,同时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政治文化是政治的根基,社会需要稳定和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来为它服务。现阶段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在快速发展,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更加慎重地审视政治文化是否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认同。     

中国税制演变及其文化动因

税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也是政治和文化形态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国历史上税收制度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追求稳定的历史要求和特征，由来已久的大一统社会形态及其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的要求和特征。在历史上，这一政治文化上的要求和特征强烈地支配着历代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成为中国税制演变最基本的社会文化动因。如果说，大一统形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那么，强调集中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则是其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税收，作为中央集权王朝的经济支柱，对维护大一统形态的稳定，对国家能否长…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平崛起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