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比     

也谈韩柳

解放后,学术界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一直存在“尊柳抑韩”的倾向(至于“十年动乱”期间韩愈在“评法批儒”中被横加一些罪名,又当别论)。近年来,随着学术民主空气的恢复,有不少同志发表了重新评价韩愈的文章,对韩愈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韩愈是否保守的世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否反对所谓“永贞革新”,是否勾结宧官,以及怎样评价韩愈攘斥佛老等等,都作了较深入的有意义的探讨,这是很好的。但同时我也感到似乎出现了一种“尊韩”的风气,所以想简单谈一点个人意见。 本来,南宋王应麟提出的“韩柳并称,其道不同”(《困学纪闻》)是一个平实的意见。但目前有人在多方肯定韩愈的同时,对柳宗元又多所贬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是欠妥的。今天评价韩柳,应该首先抓住构成韩柳之“道不同”的特质或特点,既要看到它们在中唐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     

评所谓“永贞革新”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抑韩扬柳时,有所谓“永贞革新”的提法,柳宗元被说成拥护永贞的“革新派”,韩愈被指为反对永贞的“守旧派”,在永贞时期当政的王叔文,被说成所谓“永贞革新”的英雄。 究竟“永贞革新”是怎么一回事,还得认真加以研究。“拣着封皮当告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太子。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亦即公元八零五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死了,李诵依例继承帝位,到八月初四日,因久病不愈,不能处理政务,传位给唐宪宗李纯。     

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

由于学术讲究领域长期存在“抑韩扬柳”倾向,有些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政治上的保守与进步两大势力的代表,再从而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与唯物两种倾向的代表,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最好的办法,是对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几次学术讨论

一1960年下半年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举行了几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了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反对韩愈、李翱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和韩愈、李翱反对佛教的斗争估价;张载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另作报道);朱熹哲学的作用和估价的一些问题。讨论会是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进行的。分别参加这些讨论的有修“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一百多位同学,有教研室全体教师、进修教员和研究生。由于在讨论中认真地贯徹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互相尊     

韩、柳散文创作理论刍议

本文从创作论角度审视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理论 ,指出韩、柳都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 ,柳比韩更重视作家的艺术修养 ,但二人对作家生活阅历修养重视不够 ;在创作动力上 ,柳宗元“思奋其志略”说比韩愈“不平则鸣”说更进步 ;在创作风格上 ,韩、柳虽有自觉的风格追求 ,但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认识 ;在文辞观上 ,韩力主创新 ,柳重文更重质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论韩愈、柳宗元“文”“道”的异同点

唐朝中期的韩愈、柳宗元,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用儒家的“道统”进行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张,并以“陈言务去”、“文纯”、“道真”及“道”的“施于事”、“及于物”、“有益于世”等观点,对唐代中期的文体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比论证的方法,阐明了二人“文”、“道”观点的异同,并重点分析了二人在儒家“道统”理论一致的基础上,其创作的不同倾向性：韩愈的继承中的复古思想倾向,导致走向形式主义;柳宗元在批继承中的开拓思想倾向,导致走向了现实主义等等.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     

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

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把韩愈说成是天命论者。“四人邦”横行时,有人按照“儒法斗爭”的框子,更对韩的天命论大加(?)染,大讲韩愈与柳宗元的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斗爭。事实真的如此吗?从韩愈有关文章看,我们觉得,不但“韩柳之爭”纯属歪曲,就是对韩愈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也须作更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何况在韩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不少唯物主义成分,这也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论唐代散文革新中的肖李集团

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把唐代散文革新推向了高峰,因此他们在文学史上受到了高度评价,以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韩柳研究几乎成了唐代散文研究的同义语。尤其是韩愈,被宋人戴上了“起衰”“济溺”的桂冠,其他唐代古文家就更为他的盛名所掩。早在三十年代,李嘉言先生就曾指出这一点:“‘文起八代之衰’这个漂亮的名词,实不能让韩愈专美。唐之文章,在韩以前已有二变,陈子昂始脱恶习为第一变;元结以还,肖、李、独孤等又发扬光大之为第二变;及韩愈固已成熟,可谓第三     

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韩愈、柳宗元二人与永贞革新的一重公案,向来聚讼纷纭。尤其是韩愈对革新运动的态度,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毁之者斥为保守、反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誉之者又极尽开脱、辩解之能事。平心而论,二者都难免蔽于一曲之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近来又趋热烈,纠正了前阶段的某些偏向,出现了不少为韩愈辩诬的文章,认为韩愈并不反对革新,王叔文集团也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然而多数文章似尚未说到本原处,因而未能     

《永州八记》浅析

游记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完整的游记散文的独立出现则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一项成果。柳宗元可推为游记散文之祖。他在被贬到永州谪居期间,面对当地的自然山水,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运用其生动秀丽的文笔写出了游记散文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永州八记》。正式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