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小传——关汉卿生平探索

元代杂剧的突起和繁荣,促使我国文学从上古、中古阶段加速向近代过渡,从此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便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由于文献不足,关汉卿生平的探索。成了文学史、戏剧史工作者既感到困难而又充满兴趣的课题。探索关汉卿生平的途径有三条:一是旧有关氏传记资料的考证,二是关氏交游和同时代人的考证;三是关氏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因为留传下来有关关氏生平的记载,不仅数量少,而且叙述简单,于是从外围资料去求旁证,从关氏作品本身去求内证,综合贯通,以求一当。     

关汉卿与他笔下的“辣妹”群像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关汉卿笔下"辣妹"群体进行审美观照,并从中反观关汉卿的创作心态,重新审视关汉卿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胡适“自我陈述”中的文学史样地貌

胡适的一些“自我陈述”文章可被视为一种另类的文学史写作。因其写作形式自由，此类“自我陈述”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也因此包含了一定份量的历史积淀物。通过与文学史的相关叙述加以比对，本文致力于发掘这些记述之溢出文学史框架的内容，由此丰富我们的文学史认知。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外国文学史教材形式改良刍议——从南开大学2014年版《外国文学史》谈起

文化消费时代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在形式上普遍存在着巨大的改良空间。如:改良脚注使之成为教材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标志,增加索引使之作为教材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编制书单以发挥其对文学史的延伸和拓展阅读作用,附注必要的外文以发挥其精确说明的辅助功能,搭配经典图像以丰富文学史叙述手段,强化修辞或装饰性以提高新编教材"第二脸面"的辨识度等。     

诠释的遮蔽和遮蔽的诠释——以20世纪几部中国文学史中的柳永诠释为例

文学史的诠释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而文学史诠释中如何遮蔽和遮蔽内容的选择是至为重要的问题。柳永是宋词发展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但文学史诠释中对柳永的叙述却存在不恰当的遮蔽,不该重点阐述的内容积极地叙述,应该着力阐述的内容采取消极的言说,导致柳永的文学史中的错位和叙述的矛盾。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