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访制度价值看其制度功能

法的价值是立法的动力依据,也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法的价值有多重体现,诸如自由、平等、秩序、理性、效率、正义等。而至于具体法律制度,通过对其价值的分析,亦或可一探其社会功能之所在。本文即是在该思路框架下,通过对信访制度价值的分析,探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信访制度所应和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     

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

由政治缓冲功能为主日益向政治控制功能为主转变是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核心线索，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共同导致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信访制度的功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重新定位，以信息传递与权力监督为主的政治缓冲功能将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功能，回归政治缓冲功能是当前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理性选择。     

制度正义、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稳定:一个分析框架

正义的问题一直被广泛关注,那种以目前国家难以实现诸如教育资源平等一类的问题为出发点,认为强行正义会使人们的处境变差,以目前不能实现正义而否认正义应该实现这一问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制度正义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达致社会稳定,进而实现社会和谐,不能以目前不能实现正义而否认正义这一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人们仍然会为争取正义而努力。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论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悖论性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双重的社会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这种悖论现象的揭示,达到正确掌握和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我国信访制度功能的现状及实现路径

信访制度建立至今五十余年,其功能几经演变,却未能稳定发挥,目前已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与错位,陷入制度困境,走到制度变迁的关口,信访制度的功能承载了该制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对其功能的探究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一个审计悖论及其产生的制度分析

一系列的会计欺诈案表明现行独立审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需要审计公正结论的投资人、债权人不付费 ,无委托权 ;而不需要审计公正结论的被审计人 (经营者 )去付费 ,行使委托权 ,由此导致审计三方关系的实际瓦解。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会计师事务所性质界定不清 ,CPA行业市场制度失灵 ,会计制度体系存在缺陷是上述审计制度缺陷产生的制度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快企业制度创新 ,改革会计市场制度体系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治理结构 ,改进会计制度体系。     

文化的社会稳定功能

社会稳定符合人们的利益和愿望,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社会稳定一直是人类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文化是实现社会稳定的灵魂。文中论述了文化的思想整合功能、文化的价值引导功能、文化的规范协调功能、文化的素质培育功能、文化的舆情疏导功能为社会稳定创造着各种良好的环境,因此,文化具有实现社会稳定的功能。     

关于重构信访功能的分析与建议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极具特色的制度,其存在有自身的政治合理性作为支撑,包括符合了我国执政党的政治信仰、顺应了政治逻辑的运行、延续了我国的政治传统文化.但是,现阶段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复杂矛盾,体现为效率与需求、目标与手段、权威性与执行性的矛盾.因此,信访改革需要重构信访功能,在重新审视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作用.     

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保障

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突破口和重要途径。它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本文尝试着从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运行机制自身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对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作用加以分析和论述。     

信访之司法终局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信访被认为是当前司法境况下不得不为的制度,但它是否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这一直是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实证考察的结果是,自爱是人的本性,即使司法公正,只要有持续的制度供给,上访就不可避免。当前的信访制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诉求,反而使社会处于不稳定中。若解决当下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权益,必须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使司法成为信访的终局程序,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健全农民信访制度完善农民政治参与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农民权益的保护极为重要。而作为保障农民权益之一的信访制度,却存在着诸多缺陷。文章通过对信访制度现状的解读和分析,认为解决我国信访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信访观,中央垂直管理信访部门,创制《信访法》及强化信访相关人员的参与力度。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舆论缓释作用

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进程和解决。特别是那些影响巨大的主流媒体,它们在危机传播中有着自身固有的优势,同时也必须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应努力充当“社会舆论的减压阀”,在危机传播中起到“公开信息、澄清事实、平息谣言、鼓舞人心”等舆论缓释的作用。     

申诉与涉诉信访问题：从法律适用上检讨

案件申诉尤其是涉诉信访不断增多的问题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法律适用上的问题,而且突出表现在法官非专业化,合议庭审案名不符实,审判的监督机制未有效建立,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渗透四个方面。减少申诉与涉诉信访案件必须切实解决好法律适用上的问题。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包括诉讼性和非诉讼性程序设计两方面。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最主要方式,其程序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在于通过这种程序性设计,使民众与行政司法人员形成一种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实现进行意识积累。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徘徊在法治边缘的信访——当前信访立法缺陷分析

国家权力体系试图用立法来规范信访,但缺乏法治核心精神的信访立法十分被动与混乱,无法实现与正式救济制度的衔接,程序保障的欠缺又使其很难实现权利救济的目的。而要把信访推向法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分散的立法中植入正当法律程序,总体的目标则是制定一部统一的信访立法并保障其正当程序化的运作,而这个目标的达成还依赖权利本位的回归和程序主义的弘扬。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