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源关系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太阳概念词“日”的语源分析为例

以往的词据或语源研究存在明显的弊端,有必要探索解决的途径。基于系统语源学思想,以证实、证伪、计量等多种方法,通过立足于太阳概念词"日"的语源实例分析,提出并论证语源关系的系统指标、语源信度,可以将语源研究朝有向性、确证性方向推进一大步,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水平。     

马克思的“物役性”理论和“新人”观

从人的生存境况出发去分析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主题.马克思的"物役性"理论和"新人"观,从文化理念上探寻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更新,从而为人走出"物役性"文化困境而成为"新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郭嵩焘的“本末”观及早期现代化思想

郭嵩焘通过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及对西方文明的探究,指出西方文明具有整体性,有本有末,并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探讨了西方各国强盛的根本,他的"本末"论显示出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特色.郭嵩焘的"本末"观拓展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他关于学习西方、标本兼治的论述,实质上是用"本"、"末"这对传统范畴广泛地探讨了经济、教育、文化及制度等诸问题,在早期现代化求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贡献.     

“东学西渐”与中国“世界文学”观的发生

本文以陈季同为个案,尝试指出,近代以来的“东学西渐”在促进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发展方面,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东学西渐”不可一概否定。     

论古汉语“者”字的词类归属——兼析《论语》“者”字的用法

本文针对古汉语很有争议的"者"字的词类归属问题, 以词的区别性语法特征为标准对"者"的词性进行判定, 将其归类, 认为古汉语"者"应该属于助词, 分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两个次类.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论语>"者"字的用法.     

被政治批判摧折的艺术探索——“反右”运动中“百花”小说批判之重审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应时而生,造成了当时文坛一个短暂的繁荣局面,这就是文学史上所称的"百花时代"。1957年夏秋之交,情况出现了逆转,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发生使"百花"小说作家被打成"右派",其作品也由"香花"变成"毒草"而遭到粗暴批判。在文学走出了政治阴霾的今天,重新解读当年的批判文章,作者发现,百花小说批判除了是一次"右派"作家的思想清算之外,它也折射出百花小说因艺术探索而表现出来的文学新质无法见容于当时的文学"审美"原则以致被误读曲解直至批判的隐秘事实。     

汉语“江”的词源辨正——与张洪明先生商榷

关于汉语"江"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外来说"与"汉语固有说"两种观点。"外来说"认为"江"源自古越语,"汉语固有说"则坚持"江"为汉语固有词汇,而历史文献、考古、地理、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等方面材料表明,"江"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来自古越语;汉语中专有名词的"江"大约始于商代,普通名词的"江"则是汉语与古越语进一步接触、融合的结果。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马克斯&#183;韦伯的“价值中立”观述评

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大,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争论,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价值中立"学说,并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评述.     

“八荣八耻”观对中华传统美德“荣辱观”的继承与发展

“荣辱观”既具有人类的共性与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时代的新内容和新特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崇尚教育,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从而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了传统美德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观,不仅准确地体现了“荣辱观”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精神,而且完整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荣辱观”,并在此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个”和“这类”——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辨析

形式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核心概念.但是,围绕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却存在着有关形式是普遍的种属还是具体的个体的争论,而这又特别涉及到对《形而上学》Z卷中一些广受争议的段落的具体的理解.本文梳理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立场和观点,明确地站在形式是个体的立场上,对其中最为困难的《形而上学》Z8中的1033b20-24一段话进行了深入的疏解,表明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形式和质料是不分离的;当形式和质料不分离时,形式就是个体,而仅当形式脱离了质料,它才作为一般的类来被把握.本文进一步对Z卷中其他一些和这一难题相关的文本进行了逐一的疏解,为上述观点的成立提供牢固的证据支持,并且最终在根本的义理上做了说明.     

“一国建成”论与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逐步改变了他此前坚持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提出使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混乱,这是斯大林改变社会主义观的理论根由.1936年底斯大林宣布苏联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导致他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全面冲突,这促成了他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和完善.     

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名与身孰亲?——从“贱名贵生”观解读阮籍《首阳山赋》

中国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在儒家语境中,伯夷、叔齐被作为正统君臣观念的维护者而受到褒扬,但珍视个体生存,轻视世俗声名.主张“贱名贵生”的道家则敏锐地感触到了其中潜存着的“名”与“生”之冲突,认为夷齐让国采薇、穷饿而死是求名害生的不智之举.汉晋之际,随着老庄思想的流播、现实政局的簸荡及门第观念的勃兴,“贱名贵生”观渐演人心,士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逐渐沿循了道家的思路.《首阳山赋》即是服膺老庄的阮籍援用“贱名贵生”观,对“首阳”话题进行的一次不拘限于传统儒家观念的重新演述.它有效地破解了阮籍在齐王曹芳被废事件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并促使他作出了顺适时局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阮籍后期的命运升沉,也联动了陈留阮氏家族的族运转机.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吗?

梅祖麟先生1986年评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时提出一个观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支撑这一论断的是所谓“合音”说.然“合音”说既有悖于汉语音韵传统,亦不获汉语方言学支持,更将假借字当“真”(本字),在近代汉语史上只说旧质承继,不见新质产生.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语音及其音变,是有其规律的,今普通话指代词系统的词形和语音,是近代汉语历史演进、各大方言“准通语”相互激荡而成的自然结果,毋须动辄以“非汉语影响”来说事.     

“人”与“狗”的纠葛——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狗”意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狗"意象在一些文本间重复出现着,人与狗的纠葛也普遍发生着。"狗"意象象征着忠诚、善良、勇敢;"狗"意象象征着生命的被压迫以及生命应有的反抗精神;"狗"意象象征着作者对人性之恶的否定与批判;"狗"意象还暗示了性的含义。具有如此象征意味的"狗"意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说明人与狗之间有着纠葛的现实物质关系,也说明人对狗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     

论围绕“语言”与“言语”观的外语教学

语言与言语长期以来成为语言学派和语言教学流派的关注点和争论点,语言观或言语观决定了外语教学的走向,推动了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发展。探讨各语言学流派的语言与言语教学观点,用以说明语言教学中语言与言语的相互关系,揭示外语教学沿革历程,以此讨论来促进我们形成正确的教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外语教学。     

浅析“节能减排”政策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为视角

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观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廊.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政策文化,其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智慧.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是"天人合一"观对现存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催生科学的"天人合一"现的文化因子;发展科学文化是时代的要求,是"天人合一"现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