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过于粗略和不尽合理,在司法实践中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群体性纠纷的增多,有必要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立法完善。本文着重分析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建议。     

论现行例示主义立法模式下法定裁判离婚标准之完善

裁判离婚标准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相关的诉讼活动都围绕其运行。我国现行的裁判离婚标准在完善以往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科学性,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以及立法模式自身固有的缺陷,该标准仍然不可避免存在着许多不足,而且这些不足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衍变成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结合现实司法环境,对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对此进行探讨与剖析,并在肯定现行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裁判离婚标准提出建议。     

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优化刑事诉讼结构

本文从律师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天然紧密联系出发,论证了中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实然状态受现行刑事诉讼结构控辩不平等、审判不中立以及“审判”前置、侦查定调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完善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要首先矫正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失衡的状态,确保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辩护方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并对具体举措作了论证。     

诉讼证明标准层次化分析

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建构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构建层次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可以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有助于现代法治原则诉求的实现。层次化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应考量诉讼种类、诉讼阶段、案件事实、举证责任分配等诸多因素。     

确立辩护律师免证特权的法律思考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至关重要,新《律师法》确立了律师保密义务但并未上升到律师免证特权进行设计。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存在包括主体不清、范围不明、保护时间过短及例外规定不完善等诸多缺陷。立法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从保密义务向免证特权的重心转变,从而设立完整的律师免证特权。     

我国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特别是是否应当赋予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但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确存在着较强的现实需要,为此要敢于正视相关制度的缺失,同时要从立法模式、诉权冲突、级别管辖、诉讼费用、物质激励、援助机制、纠错机制等方面,设计我国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以便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众多保护环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了必要性,同时在我国具有建立该制度的法律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我国应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构建之路,真正确立和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论诉讼代表人制度

诉讼代表人制度最早产生于１７世纪的英国衡平法院。目前国外大致有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集团诉讼制度共三种类型。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两种类型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一种是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已确定、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共同诉讼；另一种是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共同诉讼。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要注意正确适用，审判人员尤其要掌握好推选和更换诉讼代表人、案件的管辖、举证责任的适用等问题。     

普通程序审限制度的缺陷与民事诉权的滥用

普通程序审限制度与民事诉权运作存在关联.认识诉权滥用的应有属性必须坚持既要惩治诉权滥用人,又要从诉权的目的出发,将民事诉权的行使维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而不至于令民事主体对诉讼望而却步这一指导思想.民事诉权滥用行为对普通程序审限制度的固有功能会产生干扰、阻碍甚至破坏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对诉讼效率的维护、对诉讼正义的满足、对诉讼经济的追求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固有效能的发挥.由于我国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在立法设计以及司法运作领域尚存在缺陷,一定程度上造成诉权行使的有效监控与制约手段不尽如人意,也为个别当事人滥用诉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现行普通程序审限制度面对诉权滥用行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窘困.为此,只有正确认识民事诉权滥用的属性,兼顾民事诉权运作改良普通程序审限制度才是一条有效的规范化路径.     

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法院调解,也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弊端学者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措施。本文首先反思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接着评析了学者们的理论观点,最后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德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德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既保留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特征,又深受人权保障原则影响。审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警察享有鉴定启动权;当鉴定可能干涉公民基本权利时,采取法官保留;当事人有权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审判程序中,法官有依职权或申请启动鉴定的权力;在特殊情形下,法官必须启动司法鉴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法官启动鉴定,又可以自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中国可借鉴德国的经验,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保留控方启动鉴定权和限制法官启动鉴定权、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和特殊情形下的强制鉴定制度。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环保部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起诉主体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诉讼和公共性环境公益诉讼两大基本类型,环保部门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公共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从可行性看,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着国际上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具有现行的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体验。环保部门务必对其提起公益诉讼的活动进行合理限制和科学设计,譬如务必以已经履行了环境监管的法定职责为前提条件,一般应作为第二顺位原告等。     

环境公益诉讼法律问题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全,提起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与环境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诉讼目的在于对损害环境公益行为的抑制和预防。我国当前存在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首先要在实体法上创设环境权,其次在诉讼法上放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资格,扩大可诉案件范围,同时采取减轻原告举证责任、降低诉讼费用等有效的措施加以保障。     

试论我国公司法中的职工参与权

公司职工参与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职工参与有助于公司民主化管理的实现,各国公司法改革纷纷将其列为重点,在我国践行职工参与制度有着更多的现实需要。纵观我国现行公司法,却发现其在职工参与权的立法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公司中职工主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来行使参与权,因此,我国公司法应首先明确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具体职权和与相关机构的关系,同时还应完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任免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是一切包含违法因素的证据。现实社会实践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我国宪法精神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制度的要求,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和必需。     

关于建立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将宪法的作用仅局限于为具体立法提供法律依据,宪法规范缺少在司法领域的适用性.针对现实中的随意违宪现象,笔者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论述中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切合实际的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观点和构想.     

论我国股东大会决议瑕疵事后救济的缺陷及完善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事后救济是瑕疵决议通过后所采取的救济手段。主要借助诉讼的手段寻求救济,包括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决议瑕疵的事后救济措施规定的不充分,存在许多空白和粗糙之处。立法的空白与粗糙,势必造成实践中瑕疵决议的滋生,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制度基础上,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事后救济加以详尽的规定,从而达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实现股权平等的目的。     

试论我国民事公告送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公告送达具有连接诉讼程序、衔接各种诉讼制度等一般功能;具有强制通知以及开放性的信息传播等特殊功能。与此同时,公告送达也存在明显的功能缺陷。目前,我国立法对公告送达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公告送达使用率高、送达效果差、对受送达人权益保护不够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针对司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立法进行相应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