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

古代秘书与当代秘书的最大区别在于化蕴含的不同。秘书化的核心乃是秘书精神。中国历代秘书所形成的秘书精神是“有为”、“自强”的入世精神，“尽忠”、“不二”的成仁气节精神，“勇谏”、“死诤”的规箴精神。秘书化是支配秘书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是其秘书精神的外在表现。     

土家族“天梯”神话母题发微

本文主要运用母题方法以探究土家族“天梯”神话的文化寓意。文章把“天梯”神话母题划分为两个典型式，即“逃难式”和“旅游式”，通过对典型式的功能及其与民族精神、民俗信仰之关系的文化思考，认为土家族“天梯”神话的基本主题是具有人类共性的不朽的探索精神，这一精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拓展生存空间的抗争精神，一是延伸有限生命的超越精神。     

“主观精神”与“感性的活动”—论胡风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观表现价值趋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的文学理论批评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主观表现价值趋赴。其特点是在创作论上强调“主观精神”的“源泉”作用，而又不否认“主观精神”与现实生活的联结。在他看来，创作主体之主观精神的发扬，还和作家与对象作为“感性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主客观的融合”是胡风每言必称的一个观点，而“融合”的前提则是创作主体主观精神的充分发扬。     

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     

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 促进广东老区振兴发展

<正>吕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一脉相承。2021年9月，吕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风骨”范畴的审美新质

本文中心论点是“风骨即精神”。“风骨”作为《文心雕龙》里上承文体下启笔法的核心概念，在范畴内涵上强调精、气、神的三位一体，风由气始，气由精生，而骨又是藏精之府，所以“风骨”是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精神”的本义指归，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若即若离关系又赋予“风骨”幽愤与超逸、写实与虚灵的共生内涵，构成刚柔和谐的审美理想。本文在综述和梳理“风骨”范畴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评析“刚健”说的片面性，还原其“劲秀”的精神风格。     

试析民族文化素质的构成及判断标准

民族文化素质是由行为素质（这一点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知识素质与精神素质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它的判断，依据其构成，应分别参照不同的标准，依次是民族性与合理性、普及性与创造性以及时代性与民族性。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本特征。对子当前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现状的判断，有“爬坡”与“滑坡”之论，作者在两论之外提出“断裂”一说，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途径不在于“转轨”，而在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论新概念人及其实现方式

“人”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身体而缺乏精神；第二阶段身体与精神并重。现在人类则正在向第三阶段即“新概念人”阶段发展，未来的“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人”。人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应世界的发展，人类现在最需要解决肉体的局限性问题，最需要解决精神的延伸和承传问题。人类应该改变“人”的观念，应该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发展人，从而建立新人，也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建立现代新人应该着手两方面:一是解决身体的再生或长生的问题；二是解决精神的延传问题，要让精神以活体的方式继承。“人”的精神应该是累积性的、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发展，而不是循环式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工匠精神”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探析

“工匠精神”是一个人职业素养的重要体现，亦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承载着专注与严谨的“工匠精神”则是推动技术与工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必然要立足于时代前沿，在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将“工匠精神”渗透到课程体系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创造良好条件。本文以高校思政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工匠精神”在高校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价值，并给出科学的教育策略，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论中国人民精神品格的历史性跃升——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之维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体现为精神文明的进步。精神力量是民族、国家、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实现了“伟大觉醒”,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从精神被动逐渐转向了精神主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使中国人民逐步重建了“精神自信”;新时代以来，党在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基础上，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实现历史性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正扎实推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实现了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再到“精神自信”与“精神富裕”的历史性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力量。     

中国哲学精神的追问与呈现——评《中国哲学精神》

在《中国哲学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中国哲学”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三种方式为：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哲学的中国特征”，在对精神的体悟中理解“生命的天人合一”，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现“变迁的哲学精神”。     

论礼乐精神的文化价值

本文作者有感于社会转形期文化的无序状态与精神文明的萎缩，试图探讨礼乐精神中某些合理因素，以裨新的人际关系与新的人格之形成。“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与生俱来，永远困扰着人类。神人之别、人兽之关由是而生。作为文化调适手段的“礼”与“乐”亦由是而出。礼乐精神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多元融合、灵肉一致、情理相成，俾人格完美、生命不息。自然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物质生命；文化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精神生命。时至当今，应有新的礼乐精神，形成新的、平衡的文化生态。     

践行北京精神建设首善商业

围绕践行“北京精神，建设首善商业”的主题，探讨两点：一、北京精神是对北京商业（即“京商”）文化与传统的高度概括；二、在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如何应用“北京精神”打造首善商业。     

陆象山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作为“心”学家的陆象山认为，宇宙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理”或“道”。他说：“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在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之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在这里，他认为，天、地、人同道，人的作用与天地并举，“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人当“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叫复措”就是整理、修养。精神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精神”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心”的代名词。《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心是有思想，能思维的器官。心…     

和谐社会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关于儒家文化“和”理想的现实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种和谐、和合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和”理想，在哲学上说，这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它通过选择与重构以后，应当是今日构建和谐社会汲取精神滋养和文明动力的宝贵资源。     

思想政治工作应坚持和弘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全党和全社会特别需要大力宣传和弘扬“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五种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做好一切工作的法宝。其中“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五种精神”的最高境界。     

邓小平的哲学智慧与人文精神

本文旨在探讨邓小平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渊源，透视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所蕴涵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信念的坚定性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策略的灵活性与“天下为公”的精神、发展的连续性与“天人合一”的精神、目标的整体性与“厚德款物”的精神等四个方面揭示邓小平的哲学智慧与人文精神，从而在文化发展这一新的视角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文化底蕴与人文魁力。     

"五种精神"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８０年来领导中华民族前赴后继，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的时代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时代。只有大力弘扬“五种精神”，才能真正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实现党的根本宗旨。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