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巴经营模式下面向定制需求的生产线管理机制设计

为了应对在线定制订单在数量、质量、交货期等方面的需求以及生产线各阶段产出的随机性,生产商可基于阿米巴经营模式设计车间管理机制。将生产线各工序划分为n个相对独立的阿米巴组织,相邻阿米巴进行定价和交易。考虑承诺交货期对产出合格率及总成本的影响,分散决策下,基于产出不足惩罚机制构建包含计划投产量及承诺交货期决策的斯坦伯格博弈模型。集中决策下,基于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包含n个决策变量的非线性优化模型,通过计算n阶HESSE矩阵的k阶主子式证明最优解的存在性及唯一性。基于惩罚成本及现货市场采购成本共担机制实现针对各个阿米巴的绩效分配及激励。在算例分析的基础主要得出如下结论：随着各阶段投产量的增大,各阿米巴及整体期望利润先上升后下降;给予客户的延期交货价格折扣越大,对于前n-1个阿米巴可能越有利,但对于最后一个阿米巴及整体可能越不利;合格率的波动性越大,各阿米巴及整体期望利润越低。基于阿米巴经营的车间管理机制设计、产出合格率影响因素的考虑、n级供应链的博弈协调等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有竞争产品时改进型新产品最优上市策略

技术进步推动新产品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市场,企业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往往会选择推出老产品的改进型新产品,以完成产品的更新换代.针对企业不断推出改进型新产品的情况,考虑双寡头环境下新老两代产品共存时的需求变动,研究改进型新产品的最优上市时间和新产品上市后老产品的最优调整价格问题,并分析改进型新产品的最优上市时间、老产品的最优调整价格与技术水平、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关系.研究表明:老产品的市场潜力越大、技术水平越高,改进型新产品的最优上市时间越晚;改进型新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其最优上市时间越早;竞争企业产品的价格和技术水平对改进型新产品最优上市时间起反向作用;改进型新产品的价格和技术水平对老产品的最优调整价格起反向作用;竞争企业产品的价格和技术水平对老产品的最优调整价格起反向作用.     

企业成长的控制权约束——对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研究

企业成长的管理约束反应为彭罗斯效应中吸纳与集成新管理能力的问题,而在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则更多的表现为受到企业家个人经营能力和控制幅度的制约。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对这—问题的分析有必要区分分散化的(公众公司)和集中化的(所有者控制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本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所谓企业家“控制权回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并进而研究企业在走向制度化和控制权转移(接班人)问题对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影响。     

偏股型开放式基金“赎回悖论”的动态特征及申购异象

本文对偏股型开放式基金赎回悖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修正了传统的单期静态"赎回悖论",采用超额收益来评价基金业绩,根据月度面板模型分析了业绩对基金赎回的多期、动态影响,实证表明:基金当期业绩存在较强"赎回悖论",但历史业绩并不存在"赎回悖论",基金的历史业绩越好越能促进资金流入,且赎回悖论仅存在于老基金。为了进一步探索"赎回悖论"动态性的根源,作者引入SVAR模型分别分析了申购、赎回对业绩的多期脉冲反应,发现投资者在赎回行为上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并不存在处置效应,"赎回悖论"的根源在于投资者申购行为的异常。投资者反向选择策略、投资者对新基金的偏好以及基金市场的快速扩张是造成申购异象的直接原因。     

基于Frank-Copula贝叶斯估计的系统性风险对样本标度的敏感性分析

研究表明数据样本标度的选取对系统性风险估计结果具有直接影响,本文基于150只A股样本数据构建25组投资组合,通过Copula贝叶斯估计方法获得系统风险β与投资标度比λ无信息先验的联合后验分布,对系统风险β与投资标度比λ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样本标度对我国A股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值估计存在误差性影响,且该影响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不断上升,即样本标度的选取对于大额机构投资者影响较大,但数据对于账面市值比不敏感。以月度数据为基础数据,我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值与样本标度比存在弱负相关关系,相比较以机构投资者占据资本市场主流的美国数据,我国市场真实投资标度存在明显差异。     

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基于海信集团的案例研究

针对理论上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尚缺乏更细致的解释的现实,基于海信集团的访谈、问卷及公开数据本文对此进行了案例剖析。研究认为,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有重要的影响;联合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在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子公司自主权在子公司网络嵌入性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在此之上,构建了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内在机理的理论模型,并指出未来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内外部环境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母子公司关系网络规模对子公司创业的影响"与"基于双层治理理念的母子公司关系网络治理机制设计"三方面内容。     

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

以企事业单位的中基层管理人员的270份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对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工作压力为U型相关,与员工的领导支持感、工作满意度均为直线相关关系;领导支持感在领导-部属交换与工作满意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与员工工作压力为U型相关。研究结果为领导-部属交换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经验验证,有助于把握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工作压力的负面效应的作用方式和途径,使领导者意识到在实践中要关注"圈内人"身心健康,提高"圈外人"的领导-部属质量以降低员工的工作压力。     

需求不确定下企业生产规模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同情况,讨论了需求不确定下企业生产规模决策问题,构建了企业生产规模决策模型并得出了不同条件下的表达式。分析表明：需求不确定下企业存在生产最优规模,随着成本的增加,企业最优生产规模临界值将增大,利率、市场力量与企业最优生产规模负相关;企业生产规模为Q时,企业最优生产规模与单位时间收益流的波动率和期望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单位成本无关;在区间0≤q（t）≤Q,企业最优生产规模与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的波动率负相关,随着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的期望增长率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加,且随着企业单位成本C的增加先不变后增加。这为需求不确定下企业生产规模决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基于或有可转债的债务悬空应对方法及其定价研究

债务悬空(Debt Overhang)会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阻滞其开展正常的投融资活动。现有研究表明,发行或有可转债(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简称CoCos)有望成为一种应对债务悬空的有效方法。本文以债务悬空应对方法及其定价为研究主题,通过改进CoCos债转股的触发阈值,即以债务悬空发生时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作为触发阈值,以解决现有CoCos产品在债务悬空应对的适配性方面的不足。具体地,结合债务悬空发生时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考虑转股后的破产清算,基于结构化信用衍生品定价方法进行建模,进而得到CoCos债转股及破产清算时公司资产账面价值的触发阈值,并给出了公司资产、普通债、CoCos、股权价值的解析解,据此进一步计算CoCos和普通债的信用价差及公司的财务杠杆。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探析了波动率、发行期限以及息票支付的税盾效应对CoCos和普通债信用价差的影响,及CoCos和普通债的发行期限和数量对财务杠杆的影响;得到了通过适当提高CoCos合约的债转股比例,可以有效降低债务悬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     

基于多属性逆向拍卖的节能服务公司选择研究

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新型的节能机制,节能服务需求方与节能服务公司通过合作共享收益。合同能源管理实施的一个难点是节能服务公司(ESCO)的选择,然而,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以政府为节能服务需求方,基于多属性逆向拍卖模型研究了ESCO选择问题。ESCO的投标集由三个属性决定,即节能量、项目完成期以及节能收益分享比例。本文通过非合作博弈研究政府和多ESCO间的逆向拍卖行为,将利润分享比例作为能源节省量与项目提前期的函数,我们推导出各ESCO的最优投标策略;在此基础上,每一个ESCO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与能力来决定投标策略;于是,在不忽视利润分享的前提下,政府可以依据能源节省量与项目提起期来挑选最优的ESCO。这种ESCO选择机制回避了节能收益分配的谈判,限制了ESCO间的恶意竞争,从而提高了整个合同能源管理过程的运作效率。仿真研究显示,ESCO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各方的收益,于是,政府有必要限制参与逆向拍卖的ESCO数量。     

弹簧振子理论及对上海股市的实证研究

有效市场假说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市场是如此有效,以至于任何新发生的信息事件,都能在瞬间传播到市场的各个角落,并且市场在同一瞬间就能对该信息做出理性、“正确”的反应,使证券价格在信息事件发生后立即达到了新的均衡.这个假设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信息的传播和市场对信息的反应都要有个过程.为了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改进,也便于对证券市场效率进行数量化度量,提出了弹簧振子理论,该理论将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的随机游走模型的检验由一阶深化到二阶;在弹簧振子理论下,可以用同一个方程统一表述弱有效市场和次强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波动,而且可更好地解释股市中的“过度反应”、“不足反应”等现象,以及在无信息情况下股市突然出现的“井喷”和“崩盘”现象.     

网络销售中退货担保与定价决策

本文采用退货担保期权综合完全退货策略与部分退货策略的优点,构建了网络销售中基于期权的退货与定价模型,以商品的价格、退货策略和退货担保期权价格为决策变量,讨论了存在退货期权和不存在退货期权两种情况下,最优决策存在的条件,求解出销售商最优价格、退货策略和退货担保期权价格,分析了各个市场参数变化对最优值的影响,通过对担保退货期权与退货策略同时存在和购买期权才能退货二种策略的比较,发现供应商最优策略是前者。算例验证了以上结论,做了敏感性分析,总结了相关管理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所得结论对网络销售商开展网上销售有重要参考价值。     

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与税收——补贴机制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政府奖惩机制和税收-补贴机制对于提高逆向供应链回收率的有效性,运用动态博弈论方法建立了逆向供应链的三个回收再制造决策模型,即无政府介入、奖惩机制下以及税收-补贴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决策,并比较了三种情形下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三种情形下回收率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增加而提高,其中奖惩机制下的回收率最高;制造商和回收商的利润都随着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增加,其中奖惩机制下利润提高的幅度较大;制造商的回购价格随着奖惩力度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单位补贴和再制造成本优势的提高而下降。通过对两种机制决策结果的比较发现,奖惩机制对引导逆向供应链成员积极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比税收-补贴机制更有效。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On variance amplification in a three-echelon supply chain with 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 forecasting

We analyse a three echelon supply chain model. First-order autoregressive end consumer demand is assumed. We obtain exact analytical expressions for bullwhip and net inventory variance at each echelon in the supply chain. All of the three supply chain participants employ the order-up-to policy with the 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 forecasting scheme. After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stochastic ordering process observed at each level of the supply chain is mathematically tractable, we show that the upper stream participants have complete information of the market demand process. Then we quantify the bullwhip produced by the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amplification ratios of the variance of the net inventory level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level of the supply chain has no impact upon the bullwhip effect, rather bullwhip is determined by the accumulated lead-time from the customer and the local replenishment lead-time. We also find that the conditional variance of the forecast error over the lead-time is identical to the variance of the net inventory levels and that the net inventory variance is dominated by the local replenishment lead-time.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考虑参照依赖的企业合作创新演化博弈分析

合作创新具有实现资源互补,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成功可能性的优势,但是在实践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却难以保持稳定性。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改变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引入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概念,分析创新主体的效用,构建合作创新博弈收益感知矩阵,并基于该矩阵对合作创新博弈双方的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为保持合作创新的持续性提出建议。研究表明,企业对创新收益的感知价值、合作创新成本、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等因素是合作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增强企业对长期的战略性合作创新收益的感知,引导企业建立正确的创新风险认知,控制合作创新的交易成本等措施将有利于增强合作创新的稳定性。     

基于结构协同增益模型的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研究

以动力系统理论和振荡理论为基础,针对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的特征,基于重大工程主体间的结构协同关系,构建最大限度抑制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同时保证重大工程正常有序施工的结构协同增益模型。运用数理分析方法,以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形成的核心主导因素"人"的主体行为为切入点,对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结构协同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常数率遏止和振荡遏止两种协同手段下,结构协同增益模型均存在临界值,并受到传染者群体密度、结构比例以及协同周期的影响,当振荡协同周期大于最短振荡周期时,振荡遏止比常数率遏止适合;反之,常数率遏止比振荡遏止更适合。所建模型及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影响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协同管理的关键机理,解释了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结构性规律,研究结果不仅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同时也为协同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以帮助更加有效协同管理重大工程传染性风险。     

需求-汇率风险聚集下的汇率风险对冲与批发价激励

以一个由上游制造商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建模背景,在汇率风险和需求风险聚集(pooling)在下游零售商的情况下,分别建立了有无批发价激励情形下的两个动态博弈模型,获得了相应的均衡。通过分析相应的均衡,结果表明,(1)在两种情形下,零售商的汇率风险对冲行为具有稳定供应链生产行为的作用,但批发价激励能够提高零售商的汇率风险对冲比例和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交易价格;(2)与无批发价激励的情形相比,有批发价激励时的制造商利润较高,从而制造商有使用批发价激励零售商对冲汇率风险的动机;(3)在风险聚集下,"通过较低的批发价来激励零售商对冲汇率风险"这一策略能够实现供应链盈利水平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权衡:需求和汇率风险增加均会使得供应链节点企业和供应链整体的盈利水平降低,同时也将降低风险聚集处的节点企业和供应链整体的利润方差。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