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维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作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先进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掀起批判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新知识分子首先总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政治黑暗腐败,主张引进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变法维新,但因受传统制约,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模式。其次,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倡导人性解放。再次,初步认识到国民素质低下导致社会政治落舌,提出改造国民素质的重大课题,将维新运动推向深入。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近代化,与此问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人格心态、参政模式、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初步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影响,对西学普遍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又过于崇尚理想主义,因而变法既不彻底且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群体也未能实现彻底转型。     

论现代化转型中的国民性观念:以林语堂为个案

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持续不断。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国民性观念的逐步深化,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指向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五四"的激进时期之后,林语堂反思过于倾斜的中西文化关系,在3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林语堂将国民性问题的领域由政治转向文化,将关注的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参照的体系标准由西方转向了中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国民性观念的转变,显示出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在构想现代国家中开始塑造中国的文化理想。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中的社会公德思想

在近代中国,以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普遍认识到．传统国民性格中的 弱点集中表现为公德缺失,改造国民性的重点是促使社会公德的普遍养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冲破传统封建礼教。这一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创 造了民众心理基础：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德建设亦可以从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社会公德思想中 汲取有益的价值养分。     

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问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式领导中国杜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中国国民性改造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文化革命 ,以唤醒国民。为此 ,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 ,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 ,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思想 ,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精英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维焦点 ,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摆脱困境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奠定了陈氏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

文化激进主义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 ,并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权威的大胆挑战 ,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其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的继承 ;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聚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行为结果。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对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吸纳 ,也成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论五四时期探求家庭变革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家庭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把家庭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家庭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 ,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家庭观 ,主要有建立小家庭、废除家庭和家庭革命三个不同层次 ,其社会影响也迥然相异。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 ,但对现代家庭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中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研究——以严复译著为透析视角

严复译著采用申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输入近代西学于晚清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开启了反对传统主义的先河.同时,从叙事层次、叙事风格和叙事內容三个视角科学辩证地对待西学,汲取有益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有力地回应了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挑战,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崭新的认知途径.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论近代国民性改造的几种主要方式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国民性改造运动中,主张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探索运用教育、文学、戏曲等多种方式作为改造国民的主要武器,同时,在改造国民的过程中,也逐渐实现了上述方式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近代转换。     

科学、民主与传统道德——对“五四”的“道德革命”口号剖析

一“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其中包括对它的伦理道德传统,不能不作出新的选择。但“五四”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与民主两大任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倡民主政治,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任务。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与其说这是对传统道德的全面批判,不如说是对传统道德的社会功能所作的批判。当时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易白沙等人,不仅普遍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而且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深切的观察和体验。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几千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斗争的回顾与思考——兼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荫发,经过洋务运动的催生,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雏形,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群体,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品格.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近代知识分子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和特点,推动爱国主义斗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他们本身也在爱国主义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认真回顾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斗争,探求其成长的曲折、亢奋的道路,无疑会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略论民国初年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向

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 ,在民国初年无一不经历了转向传统的心路历程 ,这主要是由于其时受到国内黑暗社会现实和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 ,使他们对西方式的科学、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从原先的期望、憧憬一变而为愤懑、失望 ,从而萌生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眷顾之情。这种文化取向主要从伦理道德层面体认文化的民族性 ,强调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凭藉民族传统。这无不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命运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 ,然而客观上却难免阻碍近代中国对至为宝贵的科学精神的发扬 ,淡化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而成为近代化进程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