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西斯"与"兴观群怨"--亚里斯多德与孔子艺术作用观之比较

中西美学对文艺社会作用的观点有着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见解,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亚里斯多德的“卡塔西斯”说便代表着中西方在文艺的社会作用观上的这种差异。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比较初探

本文将孔子的诗论“兴观群怨”说与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卡塔西斯”作用相比较,阐述两者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异同:他们都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兴观群怨说”以“诗言志”为逻辑起点,将美学与道德说教相结合;后者以模仿说为基础,兼具论理学与心理学的作用且更多地肯定文艺的审美价值。我们应结合两者之长,使优秀的文艺与美学理论更好地为现代文化生活服务。     

浅谈诗歌的美育价值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艺术的珍品,具有感人心志、移人性情的作用。诗歌的美育是以诗歌为审美对象开展审美教育,以审美为主要手段来感受诗歌,这其实就是孔子的"诗教"。本文从孔子"兴、观、群、怨"四大功能探讨了诗歌的美育价值。     

漫话荷马史诗

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是古代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勤劳、勇敢、乐观的希腊人民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神话和史诗。 “史诗”是一种用韵文形式来叙述英雄传说的文学形式。亚里斯多德认为“一篇史诗必须是简单的或复杂的,描写性格或有悲惨遭遇的” (《诗学》)故事。希腊史诗是一种规模宏伟的叙事诗歌,它反映古代希腊民族与异民族、自然斗争的史实,描述英雄们武功或冒险经历。一般说来,史诗包括史实和传说两种成份。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试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人认为他可以和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相比,其实他在教育思想上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三哲”。这主要是由于他在历史上首创私学,有几十年亲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他运用哲学家的眼光,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提高到理论高度,从而发现了许多教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论西方审美游戏说的双向演绎

“游戏”语词是现代思想的关键词语,是理解思想、语言和文学的奥秘的通道。西方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概念不同理解导致对他们文学本质的寻求也呈现出历史的变化起伏。从亚里斯多德的娱乐到康德的自由到席勒的生命冲动,从儿童游戏到上帝掷色子到后现代的语言游戏,审美游戏说在西方历史中呈现出有趣的双向演绎和延伸。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诗歌的审美教学

在文学领域,自古以来诗一直被视为最高形式.诗,作为文学艺术的骄子,它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唤起青少年丰富的想象,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生活中青少年总是把诗与艺术和美联系在一起,以致往往超越了文学艺术的范畴,而用诗指称人类社会精神领域中的某一最高境界.如:月光下漫步在幽静的林荫小道,便说走进诗的境界;青春岁月称之为诗一样灿烂的年华;优美动听的音乐如诗一般令人陶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诗成为最优秀的艺术,最美好的生活环境以及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讨论的是狭义的,即与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等并列的文学形式之一的诗.通过诗歌教学,使学生在赏心悦目中接受美的熏陶,以美感染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心智,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这是诗歌教学的显著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诗歌的审美教学.     

亚里斯多德“摹仿说”简论

“摹仿说”是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本文从“摹仿”的标志、“摹仿”的实质 ,“摹仿说”产生的原因 ,“摹仿说”的意义等方面 ,对“摹仿说”进行扼要阐述。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续)

五我们在上文一再强调“诗”与“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将要论证中国古人的“诗教”理论实际上是“乐教”理论的自然延伸。虽然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抒情诗属于音乐,但古希腊社会并不象中国这样重视音乐,也不认为音乐与政教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中国和古希腊对乐器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解释,古希腊神话说畜牧之神赫尔墨斯     

论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以《论语》为例

孔子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整理《诗经》,从而使《雅》、《颂》各归其类;第二,以《诗》为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教理论,这对于其后两千余年的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歌创作等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对《诗经》内容的评论,形成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说,它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揭示了文学具有倾向性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第四,对《诗经》音乐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揭示了文学具有审美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原理;第五,对《诗经》社会功效的评论,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这深刻地揭示了《诗经》的本质特征,也揭示了文学具有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文学的“功用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理论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六,倡导学习《诗经》要学以致用。总之,《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评论,既揭示了文学理论中许多基本原理,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艺批评。探讨孔子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新课标下古典诗歌的解读及教学例谈

古代教育学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古代诗歌是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一座高峰,优秀的古代诗歌是我们精神上的珍馐大餐,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古典诗词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历来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语文新课标对古诗词的标准要求     

论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本文全面论述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认为它涉及艺术的源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主体性、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等问题，并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与柏拉图、贺拉斯、郎加纳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的承前启后作用。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