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已不存在具有一致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     

冯从吾《关学编》及其补续"关学"观念内蕴发抉——兼论关学史研究所面临诸问题

冯从吾的"关学"是指以今陕、甘两省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为中心,以孔门四子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直传"和以张、周、程、朱、王诸系关中学人为代表的"关中孔学续传"两个部分构成的孔学真传的概称,而"关中孔学续传"是冯从吾"关学"的主体部分.在属地上家居关中、在价值上折中孔子、在学统上归属五家、在实践上践履为本是冯从吾《关学编》判断是否为关学人物的四个基本准则.严格恪守冯氏《关学编》所呈现的入编准则,并根据关学历史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对"关中"地域的理解,是冯氏之后的关学补续者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冯从吾及《关学编》诸补续者的"关学",是指以孔子为价值认同、以孔门四子及张、周、程、朱、王认同为津梁、以注重道德践履为实践趋向的关中学人的统称."关学"本质是道德实践史而不是单一的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张载是关学续传的肇端开先者而不是唯一宗师,当前的关学研究,应当在尊重和传承冯从吾以来"关学"基本观念的基础上予以拓展.     

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

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陕西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立足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大局,遵循高校服务社会地方的办学与科研宗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方言接近,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生活文化习惯十分相似,在饮食、居住、民间节庆及其文艺传承方面,甚至比关中东西部的差异更小。周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地源远流长!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清中期关中大儒李元春的著作和思想

李元春是清代中晚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李元春的理学思想渊源于河东之学,属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在清代考据学独盛之际,李元春坚持朱学的立场,批判汉学和王学,同时又继承关学重视礼教、崇尚实学的学风,代表了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发展的总体趋势。     

扬州书院史话

一扬州向为文人荟萃之所。早在南宋理宗时,为纪念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993—1059)即创建安定书院。相继二百多年,至明正德、嘉靖、万历间,扬州书院逐渐兴起。当时,即有:安定书院、资政书院、维扬书院、五贤书院、甘泉书院。资政书院建于明成化间,维扬、五贤、甘泉三书院建于嘉靖间。甘泉书院系嘉靖七年(1528)为纪念理学大师湛若水(号甘泉)而建。嘉靖六年(1527)湛“以大司成考绩北上,道出维扬,其门人不期而至者五十人。居一日,秉贽而谒者又几十人。”于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与关学

广义地讲,关学是指关中自张载以来的儒学,以注重实践为根本特征。李的“明体适用”说拓宽了关学实践的领域。他不但没有终结关学,而且把关学发展到了一个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汉学考据派、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学术派别。李决定了其后的关中学术发展方向。近代刘古愚以新学的形态终结了关学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李二曲教育思想述略

李二曲先生是关学的继承者，他批判了“游学无根”、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崇尚实务。他一生清贫，拒荐不仕，终生讲学，传播其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强调人人修养自我，注重实践，不务空谈。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教育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