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文献整理推动词学研究

《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展示了清词的整体风貌,丰富了词史的研究思路,为清代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文献,校勘工作可作多方面参考,而其传记资料则可补史传之阙。     

编辑家徐陵和他的《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和《吕氏春秋》有着同样的多舛命运:《吕氏春秋》以吕不韦的“其行不谨”而“不能与诸子争衡”;《玉台新咏》以“糜糜之音”而“受讥于后世”。这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吕氏春秋》是一部不朽的“春秋”,而《玉台新咏》是一部具有特殊意蕴的“新咏”,它对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声韵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独特的研究和审美价值,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开拓和探讨。本文只限在编辑学范围内谈一些粗浅看法。     

说“(革处)”

“(革处)”见于《吕氏春秋》,应是地名.但是注家没有明确指出它在何处,字典、词典收“(革处)”字的也是这样,它的形音义都不清楚.其实,一些资料足以说明它是“闻”的籀文“(?)”的讹体,而今本《说文》“(?)”又作“(?)”,因而难于辨识了.原来“(革处)”就是闻乡的闻.(?)乡又作阌乡,汉末曾改作闻乡在河南陕县西.先引《吕氏春秋》及注,再引文字学家对籀文(?)的解释来论证.《吕氏春秋·介立》: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教育交流视域中的中国人留学活动述论——兼评《中国人留学史》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途径,以留学教育为代表的各类中外教育交流方式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是,留学史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自1927年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出版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近期出版的《中国人留学史》则是留学史研究的又一重大成就.回顾留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及分析《中国人留学史》的特色,有助于深化对留学史研究的认识,拓展留学教育新的研究视野.     

博学 慎思 笃行——读魏良弢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

魏良弢先生的《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充分利用汉文和非汉文史料相互印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在对喀喇汗王朝历史和西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了治学中的“慎思”。在开展西域史学术研究中,做到了“知行合一”。     

《尔雅》研究史的立体化构建——朱祖延先生雅学研究管窥

关于《尔雅》研究史的整理和研究发端很早,代有传人,清代以来尤盛,成就斐然.然而,过去的研究成果大都各有侧重,且篇幅不大,憾其未备.朱祖延先生的雅学研究则别开生面,其成果浓缩于《尔雅诂林》一书.该书不仅规模皇皇,前所未有,而且搜罗全面,内容丰赡,融注疏考论为一体,汇百家注疏于一编,创建了立体化的《尔雅》研究史体系,卓然一帜,令人观止.     

清朝官修西北边疆史地著作的学术成就

清朝官方首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先河,组织纂修了多部体例精当、质量上承的西北史地著作,成果丰硕。《西域图志》是清代第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西北边疆史地著作,该书立足于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学术方法,考疑订误,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成为清代西方边疆史地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西域图志》启导先路,为其后的西北史地研究作出了示范,促进了官私西北史地研究的互动发展。私家著述多从官书取资,并且继承了《西域图志》确立的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辨相结合的治学风范。至清末,《新疆图志》是又一部内容全面的官修西北史地著述,该书撷英咀华,集清代官私西北史地研究之大成。因此,清朝官方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不容低估。     

析王鸣盛关于史书“书法”“义例”的主张

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其史著《十七史商榷》中，论及十九部正史的很多书法、义例上的问题。他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对刻意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极为反感。在史书编纂上，主张记述完整，事具首尾；前后有序，以类相从；义例划一，无需标异；详著一处，反对重出；贵得其实，不可泥古等。“足以载事实，明劝戒”是王鸣盛评说史书的“书法”、“义例”好坏的基本标尺。     

学思札记九则

“札记体”是我国传统的优秀学术文体之一,应继承发扬;《申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寿命最长的报纸,也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汉语,特别是其词汇的渊薮,词汇学研究家应充分挖掘、利用;中国语言学界应重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通语史”、“汉语方言史”这“三史”的开拓、建设,三史如果修成,则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等等.     

《全宋诗》文化词语拾零

利用文献资料和作者自注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宋诗》中的“横枝”、“浇山”、“泥滑滑”、“寿发”、“眼食”这几条文化词语进行例释,可知它们或为《汉语大词典》失收（包括失收某词和某词的某一义项）,如“浇山”、“泥活活”、“眼食”诸条;或可修补《汉语大词典》释义,如“横枝”、“泥滑滑”条;或可将《汉语大词典》例证提前,如“泥滑滑”、“寿发”条。对这些文化词语进行整理释义,既对阅读宋诗、研究宋代诗学有参考意义,也有利于辞书的编纂与修订,对汉语史特别是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重大。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吕氏春秋》思想新论

《吕氏春秋》的务实功利倾向一向为学界所注重,对它的哲学价值评价尚有争议。西方的哲学是以认识沦为基点的,《吕氏春秋》以“功利”的“客观实证”为其认识论的基点,是《庄子》以来引发的反思与抉择。《吕氏春秋》是思想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商尊铭文通释和微史家族的国别

《商尊》铭文中,作器者庚姬原系殷商之女,她称周成王为“帝嗣”,保留了两代称天子为“帝”的遗俗,对研究商周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庚姬是微史刺祖之妇,微子启的下一辈,所以微史家族出于微子启的封国──微;微史家祖的高祖、刺祖都曾在微子启的封国任过史官,故其家族得以称微史家族。     

对国内《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勘正

《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出版的两本重要广告史著作,也是世界广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典籍。但国内学界目前在世界广告史研究中涉及和阐释这两本重要著作时,还存在着诸多史证缺陷和需要商榷的史实问题。通过研究《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出版地和作者的国籍问题及其各自的重要学术价值,并勘正当前我国学界在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能够为我国方兴的广告学作出一点贡献。     

张继《枫桥夜泊》及其接受史

本文探讨了张继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艺术魅力的来龙去脉 ,具体梳理了它的意象生成史、现实影响史和诗人接受史 ,并从中抽绎出“景咏相生”、“连锁接受”这两条文学发展的规律。